康橋踏尋徐志摩的蹤徑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云彩。

——徐志摩《再別康橋》

他到達康橋(Cambridge)時正是他來到英國后最炎熱的一天；走出火車站，已是下午五點多鐘了，仍然是驕陽炎炎。他跳上公共汽車，進得城來，一位好心的荷蘭女郎指引他到“耶穌道”(JesusLane)，靠著旅行指南，他找到了一家小旅館，是英國人叫做B&B（Bed&Breakfast，供應住宿和早餐）的那類，就這么住下來了。

也許一般“紅塵”中人不會相信，他到康橋來的唯一目的是為了徐志摩。他在中學的時候曾經(jīng)熟讀過《再別康橋》，他也記得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中所描寫的“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在“迷你裙”充斥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倫敦住了兩周之后，他天真地要尋覓二十年代的康橋情趣。

吃完晚餐，已經(jīng)九點多鐘了，暮色迷蒙之中，他信步閑逛。離餐館不遠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一學院”(TrinityCollege)，想當年徐志摩來英的目的就是為了進“三一學院”，做羅素的學生，結果他進了“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做特別生，因為羅素已被“三一學院”開除了。

在“三一學院”的院子里逛了半個鐘頭。那兒，似乎有一個師生宴會正在舉行，不少西服筆挺的教授和學生在院子里散步談天。在一彎新月的微光中，他把旅行指南拿出來。依稀 還看見書中對“三一學院”的介紹：在此畢業(yè)的名人包括拜倫、牛頓、培根、懷特海和維特根斯坦。

“王家學院”距離“三一學院”并不遠，規(guī)模更大。他進門時，迎面便是一座大教堂，教堂頂上的鐘剛敲過10點，夜終于降臨了。偌大的草地上靜悄悄的，只有遠處偶爾傳來幾陣搖滾樂聲，仿佛有一家人正在開舞會。院子的盡頭就是“康河”(RiverCam)，靜極了，在整整一個小時中，只有一只船經(jīng)過。小橋畔偶爾有一兩對情侶在漫步，橋頭附近有幾頭牛臥著，似乎也在酣睡。

這是他離開家鄉(xiāng)六年來第一次真正沉醉在大自然的美中。在美國時，他曾去過許多公園，大多是和中國朋友一起去的，開著幾輛舊車，浩浩蕩蕩，抵達目的地后，照例是喝冷飲、打排球，太太們帶著兒女在美國政府劃定的游樂地區(qū)的草地上亂跑。接著是野餐，也是在預先訂好的區(qū)域內(nèi)進行。然后，喝著可口可樂，閑談；單身的男女勉強地找尋話題，借機認識；結了婚的先生太太們哄孩子們午睡……最后是拔營而歸，開車回到喧囂的都市和各人的工作

崗位上。一個華人學生很難離群而獨來獨往，否則你就要被稱為怪人；如果你與美國人尤其是異性的美國人常有來往，你就是“走國際路線”的，頗有點“媚外”“和番”的意味。

現(xiàn)在他突然置身于另一個異邦，不認識任何人，也不必扮演任何角色，半夜“失落”在“王家學院”的草地上，找尋“二十年代”的靈感，這一切都令他有點難以置信。他何其幸運！

他拿了美國大學的獎學金到英國來閑逛，“找尋靈感”，重踏徐志摩的蹤跡。他來英國唯一的正面理由是他的論文。他在海外學中國近現(xiàn)代史，其目的是研究他的上一代——他父母那一代的智識之士，他對這一代中國人的種種經(jīng)歷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深有感觸，于是想做點記錄。他不會寫作，不能像他在大學時的幾位同班同學那么有創(chuàng)造力——寫詩、寫小說，他只能寫他的學究派的論文，但他盡可能地“體驗”一點歷史。在為上一代幾個文人寫傳記

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他的“自傳”，否則這一切旅行、體驗和經(jīng)歷都會毫無意義，他大可和其他的美國同學一樣待在圖書館里找檔案，寫洋務運動，寫傳教士，寫中美外交關系。當初他的老板(博士論文導師)也許認為他的這一套“親身體驗論”與眾不同，或者更因為他是華人，所以才支持他申請旅行獎學金。對于他的老板，這僅是一種學術投資；對于他自己，這是一種奢侈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發(fā)現(xiàn)”。

作論文當然要找資料，抄在卡片上，或借助復印機一字不漏印下來。他至今也收集了兩盒子卡片和一箱影印紙了，但是仍然有一大堆東西留在他的心里，感覺得到，但是寫不出來，一旦寫出來，恐怕也像二流小說，不是一流論文。在一般歷史學家競相應用社會學、經(jīng)濟學，提倡科學方法的美國學壇，他的這一套有點背道而馳。他所標榜的內(nèi)心體驗方法是基于他是華人這一個事實的。似乎有某些感覺只有華人才能了解，外國人在檔案中是找不到的。但是，他有足夠的資格做一個現(xiàn)代的華人嗎？

在大學時代他學的是外文，和大多數(shù)年輕人一樣，他認為英文是致富的快捷方式，是到天堂的墊腳石。他天天背單詞，啃文法，為的是將來到美國留學。至于抵美后學什么，他從來沒有仔細地思索過。于是他迷迷糊糊地到了美國，初學國際關系，不久就覺得與他的性情不合，念不下去，遂轉(zhuǎn)而念中國史，其實也只是為了容易拿到獎學金。雖然獎學金是拿到了，但是他越念越感到內(nèi)心的恐慌。他從來沒有認真地念過古文，兒時的家庭教育所灌輸給他的是希臘神話、西洋音樂和文學，而不是四書五經(jīng)，或《左傳》《史記》。他在課余念過大仲馬的《三劍客》《基督山恩仇記》，小仲馬的《茶花女》，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卻從來沒有仔細背過《唐詩三百首》，或熟讀過《紅樓夢》。他喜歡聽柴可夫斯基、莫扎特、馬勒，喜歡看美國和歐洲電影，對漢樂、平劇、圍棋毫無興 趣。在外表和內(nèi)心里，他似乎是“全盤西化”了！

直到在海外念了幾年中國史后，他才感到“事態(tài)嚴重”。他勢必要與外國人接觸，但他感覺到他并不是外國人，他的教授和同學也認為他是華人，一位澳洲朋友甚至因為他是華人而為他驕傲，其他的美國同學爭相向他“請教”古文，但是，天知道他自己能懂得多少！在一知半解之中，他逐漸對過去的文化產(chǎn)生一種好奇心，像哥倫布又發(fā)現(xiàn)了一次新大陸，這片新大陸，卻原來就是他自己的家鄉(xiāng)，他自己的文化。他念了幾年中國史，對學術界毫無貢獻，卻逐漸地發(fā)現(xiàn)了他自己。

在他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的過程中，一個中心問題一直在縈繞著他：他的思緒和感情狀態(tài)源于何處？這不僅是一個個人的問題，也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因為他畢竟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華人留學生之一——或者勉可稱為“智識之士”——他的許多看法和感覺是他的同輩人所共有的。

由于他的雙親是學藝術的，而且他在大學時念的又是文學，他遂鉆進了這—個世紀的中國作家群中。于是他發(fā)現(xiàn)了徐志摩、郁達夫和其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所謂“文人”，他憶起當年他看的許多西洋小說都是這些文人首先譯述介紹到中國來的。在這些文人中，他選擇了徐志摩和郁達夫作為他論文的主角，因為這兩個人不僅在思想上首創(chuàng)一種浪漫主義，在行為、情緒甚至衣著上，他們也首開一種“風氣”。他還依稀記得他父母年輕時念過的徐志摩式的詩；舊照片中也有許多人學徐和郁，穿長袍，內(nèi)著西裝褲；他記得做中學生時念《茶花女》和《少年維特的煩惱》至深夜，卻獲得父親的特準；他知道無以計數(shù)的中學生現(xiàn)在還讀 《志摩日記》、郁達夫的《日記九種》，當然也背過《再別康橋》。他想整理一下上一代文人留給下一代青年學生的一點“遺產(chǎn)”。

就這樣他到了康橋，半夜里在“王家學院”的草地上散步。仰望著一彎新月，隨著步伐，靜寂地移向“王家學院”半哥特式建筑的尖塔旁。河水也是靜寂的，搖滾樂聲不知在什么時候停止了，也沒有夏蟲亂鳴，唯一可聽到的是遠處公路上汽車穿梭而過的聲音。

他走累了，坐在教堂與康河接界的一個椅子上，突然覺得自己有點做作，似乎拼命在尋覓“傷感”。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徐志摩赤坦坦地歌頌他與陸小曼的愛情，在日記中甚而記敘他每一分鐘的感覺，這種“主觀直覺”的坦陳，對愛情的傾瀉有如大自然的狂風暴雨，在中國文學史上可能還是第一次。傳統(tǒng)的詩詞中不乏對愛情的描寫，但其意象的效果是旖旎、哀艷、婉 轉(zhuǎn)，甚而雕琢的，沒有二十年代人寫的愛情那么急驟、主觀、直接、坦誠。但徐志摩之后，年輕人競相模仿，三分感情夸張成十分，遂把這種清新強烈之感覺玷污了，庸俗化了。直至五六十年代，大、中學生寫情書，或愛情小說所用的詞匯，還是二十年代的，感情還是“少年維特”式的。然而由于社會的變遷，這個二十年代的“感情架構”在“現(xiàn)代化”的中國臺灣省有點像“象牙之塔”，到了海外社會，更是格格不入。年輕時把愛情偶像化，把異性對象愛情化，一切都是美的、純真的(“真善美”也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流行語)，到了美國之后，受到物質(zhì)環(huán)境的沖擊和壓迫、美鈔和汽車的引誘，許多華人留學生——尤其是女學生——起先是吃驚，繼則受到挫折，遂一改以前二十年代 “純情主義”，而只顧物質(zhì)上的“安全感”�；橐霾辉偈菒矍榈母叱�，也不能算是愛情的墳墓，事實上，“愛情”——尤其是徐志摩式的愛情——在美國的華人圈子里根本無法存在。結婚，對于男士們是學業(yè)告一段落后想成家定居的必須步驟，對于女孩子們是找尋“飯碗”和“安全感”的最終途徑。于是博土學位、銀行存折、永久居留權成了“理想丈夫”的必備條件。男女雙方在約會之前，在心里已經(jīng)各自有數(shù)，出游數(shù)次之后，雙方條件符合，于是就發(fā)請?zhí)�，行基督教或天主教式的婚禮，然后是茶點招待、拍照，賓客們在送了五元或十元禮后，也就在招待會上吃吃喝喝，勉強湊幾句笑話或恭喜話，于是又一件“人生大事”就此完成，哪里還有當年徐志摩、陸小曼結婚時的賓客滿堂恭聆梁任公訓罵的趣劇，或趙元任和楊步偉結婚時只收樂曲和作品的雅事。

固然有許多華人留學生對這種新習俗不滿，要反抗，但他(她)們已經(jīng)失去了年輕人的熱狂，他(她)們只能硬撐下去，不與現(xiàn)實妥協(xié)，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獨自舔吮著與現(xiàn)實搏斗后的創(chuàng)痕。于是一種新的“傷感主義”因之而起，它主要的成分是自哀自憐、自暴自棄，而以前的純情浪漫主義者也因此變成了老小姐、怪人、憤世嫉俗者。

浪漫主義的英雄時代早已逝去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不僅外在的現(xiàn)實不允許浪漫英雄的產(chǎn)生——婚姻早已自由，戀愛已成濫調(diào)，個人的行為不再能掀起社會上的狂風巨浪——而最主要的是，在這一代的心理架構上，現(xiàn)實世故、小心早已筑就許多感情的堤防，窒息了年輕的浪漫熱情。

這些新的障礙使他對自己的感情顧忌多端，再也不能像徐志摩那么直率，那么毫無遮攔。

然而他仍自認是屬于反抗型的人物之一，與朋友交談時也戲稱自己是一個“新浪漫主義”的信徒。但他的“新浪漫主義”既不師從十九世紀末歐洲新浪漫主義的“世紀末”式的頹廢，也不是重揭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文人的熱情與理想，他只是基于過去幾年來對環(huán)境變遷的認識，了解到大口號、大目標、大理想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中的不著邊際，想在自己生活的過程中充實自己，也許將來可以寫點東西，充實他這一代華人留美學生的“空寂”。在感情上

他早已失去大學時代的天真，不過是不愿意“隨俗”，仍在絕望地追求他所謂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