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類理性的性質(zhì)，其機制、效應及其對人類境況的影響，是我近五十年來關注的重點。在收到斯坦福大學哈里·坎普講座的邀請時，我心中略感忐忑：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否還有未盡之言？況且斯坦福大學高手如云，僅僅對此問題有所涉獵的學者，就至少有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詹姆斯·馬奇（James March）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等。因此，即便還有未盡之言，也許該校同行早已先行一步，此亦猶未可知。也許實情就是如此，還是不要瞎琢磨了。最終，我決定利用此次講座機會，把我覺得重要而又有趣，但尚未深究的枝節(jié)問題，做一番探討。

具體而言，本文擬探討三個問題：理性、直覺和情感之間的關系；理性適應與理性進化之間的相似性；有限理性對社會機構(gòu)和政治機構(gòu)等公共機構(gòu)運行的影響。本書擬在以有限理性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內(nèi)，分別予以考察。

感謝斯坦福大學為本文寫作提供的條件和機會！宜人的校園環(huán)境和良好的學術(shù)氛圍，讓我很享受這段學術(shù)訪問的經(jīng)歷。感謝唐納德·坎貝爾（Donald T. Campbell）、理查德·萊沃�。≧ichard C. Lewontin）和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對第二講初稿提供的寶貴意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同意該講終稿的所有內(nèi)容。對于他們以及所有為本文探討的進化理論及其他論題提供過幫助的朋友，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謝！

前言

樂觀主義者認為，如果我們思考得足夠深入、足夠理性，那么我們就能夠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所有問題。18世紀的理性時代，據(jù)說就充斥著這種樂觀主義。事實是否如此，我們還是留給歷史學家來回答吧。至于我們目前所處的社會，則肯定沒有那么樂觀。

本文旨在立足當今社會，探討理性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和局限性。為了避免不靠譜的上述樂觀主義，第一、二講將以理性的有限性而非理性的作用，作為論述的重點。第三講會適當恢復二者之間的平衡，但同時也希望大家通過本文的結(jié)構(gòu)安排能夠理解，我們?yōu)楹螘�先探討理性的有限性問題。只有充分理解了理性的有限性，我們才能夠設計出適當?shù)臋C制，以有效利用人類推理能力所賦予我們的力量。

在第一講中，我們首先分析功能強大的正式理性模型。這些模型構(gòu)建于本世紀，被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寶貴的智力成果之一。由于人們對這些模型已經(jīng)非常熟悉，故我們不擬詳盡闡述，而以更多篇幅，探討在將它們應用于人類現(xiàn)實生活時，何以盛名難副？當然，我們的本意并非吹毛求疵，第一講后半部分將對人類有限理性做出更切合實際的闡釋，并考察有限理性所提供的有限分析能力，能夠在何種程度上滿足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推理需要。

第二講考察的問題，如今更多地屬于社會生物學范疇，即冷酷的自然選擇理性能否矯正理性自身的缺陷。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予以特別的關注：其一，在自然選擇面前，是否存在利他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利他主義？其二，自然選擇過程在何種程度上類似于最優(yōu)化過程？

以第一、二講的基本結(jié)論為基礎，我們將轉(zhuǎn)向第三個問題，即在人類公共事務中，如何才能夠有效地利用人類的理性。

科學應該提供新的真理。學術(shù)論文最令人崩潰的審閱意見，是在審閱報告的空白處留下這樣幾個字：有新意的地方都是不對的，而對的地方又毫無新意。本文并不打算寫成學術(shù)報告，故并不刻意追求新鮮感。如果本書內(nèi)容大部分是真的，那么即使它們不是全新的，我也已經(jīng)足以感覺欣慰了。正如我在討論人類理性時所認為的那樣，隔三差五地回顧一下重要的舊真理，還是蠻有必要的。

另外，對于我在早期著作中已經(jīng)詳細討論過的問題，本文也不打算簡單地重復論述。尤其是《管理行為》（Administrative Behavior）和《人工科學》（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兩本著作，都曾對人類理性的基本概念做過深入的討論。其中，《管理行為》重點考察了人類有限理性對組織行為的影響，而《人工科學》則描述了所有的適應性系統(tǒng)（人工系統(tǒng)）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并以之作為構(gòu)建人工系統(tǒng)通用理論的基礎。對于這些早期著作，本文以能夠為進一步討論提供基本框架為限。本文探討的重點，則是對于我們理解理性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而言，仍然有待解決、充滿爭議和極其重要的那些問題。其實，我已經(jīng)簡要提及了若干有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