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不記得從哪里看來這么一段典故：說是在一九三0年，三十歲的年輕學人譚正璧寫了一本《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因為角度獨特，引起很多讀者注意。某天一群女學生到書店買此書，嫌書名太長，索性說：買一本譚正璧。這本書再版多次，后來改書名為《中國女性文學史》。這則小典故的主角譚正璧先生，是二十世紀文史學界的著名人物，盡管對如今的讀者來說或許多少顯得陌生了些，要知道他的同行，同樣以治小說史，戲曲史聞名于世的趙景深先生曾稱他著作三身，雖不無玩笑的意味，卻也可見譚先生的著述之豐富。他一生留下各類著作達一百五十種之多，總字數(shù)超過千萬，這個數(shù)字確是很驚人的。這次擺在讀者面前的是譚先生的一本小書：《國學概論講話》，一本幾萬字的小冊子，蔡元培親自為書名題簽，由上海光明書局初版于一九三三年九月，那時的作者方屆而立之年。一說起國學概論這個詞，人們大多會想起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上的兩本書：其一是一九二二年章太炎先生的那本鼎鼎大名的著作，雖是由初出茅廬的曹聚仁筆錄而成，但據(jù)說太炎先生也甚為嘉許；其二是錢穆先生的那一本《國學概論》，這是錢先生根據(jù)自己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間先后在無錫省立第三師范學校以及省立蘇州中學課堂講義編撰而成。這兩本書都算得體大思精的名作，青年譚正璧的后出之作在深度上自然無法與之比肩，當然年輕的作者也未必有一爭高下的念頭，讀他的編輯凡例和導言便能發(fā)現(xiàn)作者的思路與上述兩本作品的不同旨趣。這本小冊子冠以講話之名，自然考慮的是淺顯通俗。太炎先生那本書盡管盡可能保留了現(xiàn)場感，卻并不易讀，他口中的國學大致仍是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和子學的范圍，只不過不同于清儒的訓詁考據(jù)的純粹冷靜，而是融入了相當數(shù)量的獨特而峻急，大膽甚至不惜偏頗的立論。這本演講稿的不少地方章先生是借古人的酒杯，卻滿斟自己的一盞釅茶。而錢先生那部作品盡管是面對中學的講義編寫而成，用的卻是典雅的文言，講述更多的是思想史的發(fā)展演變，和章先生那本更是涇渭分明，用錢先生的話說，是學術(shù)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本書特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學術(shù)概論》大意，分期敘述。于每一時代學術(shù)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闡發(fā)。其用意在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shù)思想界流轉(zhuǎn)變遷之大勢，以培養(yǎng)其適應啟新的機運之能力。時賢或主以經(jīng)、史、子、集編論國學，如章氏《國學概論》講演之例。亦難賅備，并與本書旨趣不合。竊所不取。譚先生寫這部《講話》，則有意無意地避開了這些也許略顯艱澀的內(nèi)容，給自己開辟出一條新的小路。從編輯凡例上來看，這部書很務實，且抄錄幾條出來看看：
一 本書專供高中及大學教本或參考之用。……三 本書注重知識的真確，材料的實用，故辭意不務深奧，全用白話敘述。四 本書凡分五講：第一講為總論，余以經(jīng)學、子學、史學、文學分類。凡國學上之基本知識，均已搜輯無遺。
看它的后文，的確是刪繁就簡三秋樹的做法，不追求異峰突起的學術(shù)個性，也不奢望汪洋恣肆的深厚功力，只盡量做一個清晰明了的脈絡簡介。每一節(jié)后還附以思考問答題，一般教師用作講義也可，年輕學子自讀也覺輕便可喜。雖然偶爾有點以偏概全，卻也不失自家的面目，比如概述古典詩歌時有一段妙語：
唐詩可稱為平民的文學，因作者大部為平民。宋、元、明、清四朝詩人，無一不是達官，沒有一個平民，故被稱為貴族文學。因為宋時的平民詩人都在作詞，元明的平民詩人都在作曲，清時平民詩人都在作彈詞、山歌和小曲。他們在向另一方面發(fā)展，都在從事于時代的文學，所以任那舊體詩壇為貴族文學家所獨占了。
讀這本小冊子，最令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它的導言，全然不像一般學術(shù)著作的恬淡理性，更像是魯迅先生的鋒芒乍現(xiàn)的雜文風格，全篇都彌漫著一種焦慮和激憤，在解釋什么是國學時，作者幾乎完全摒棄了學院派的路子，他這樣說：
國學又名國故學，亦名舊學；系對西學、洋務、新學而言。在海運未通之前，中國閉關自守，國人的心目中，只有中國而無世界，以為中國即是世界。一切的學術(shù)，既沒有國界可分，故無從產(chǎn)生所謂國學。后來海運大開，中西交通日繁，西洋學術(shù)文化，因之東漸，于是產(chǎn)生了所謂西學，隨即也有了所謂國學。張之洞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就是國學，西學就是西洋傳來的文化學術(shù)，中、西對稱，大約在這個時候才開始。
為了羨慕西洋人物質(zhì)生活的舒服，于是引起中國人對于自己的一切的厭惡。所以凡是帶著洋化的東西，即使原料是中國的，是中國人在中國做的，他的價值也會比中國舊有的增高，而且又是特別的愛好。為什么同樣一只坐人的椅子，沙發(fā)要比舊式椅子的價錢大幾倍？做西裝工人的工錢，比做中裝的工錢來得高？一本布面洋裝書，比線裝的定價要高貴？這種種疑問，已經(jīng)用不到人家來替我們解釋，我們都已明白洞曉了。
這哪里是思想史、學術(shù)史的寫法，然而讀者卻能從中讀到特定時代里的特定的風氣。當然除了這些普遍存在的焦慮和激憤之外，作者也有清澈爽利活潑潑的語言。拋開內(nèi)容不說，本身即是可誦的文章，如在論及詩歌的起源時，有這樣的句子：
詩歌是怎樣發(fā)生的呢？人類是最富于想像和情感的高等動物，當在太古時代，他們剛從原人進化而為純粹的人類，對付環(huán)境，漸由用手而趨于用腦，于是漸漸有了靈敏的感覺。他們受到大自然的種種賜予，不免歡喜而感激，便不期然而然的發(fā)出一種贊嘆歌慕的聲音，自然而和諧，流利而清亮，不但傾瀉自己的快感，還可以感動他人，促成同樣的快樂。這樣，詩歌便發(fā)生了。
單以言辭論，像不像后來林庚先生詩一般美麗的《中國文學簡史》？尤其能突顯作者學術(shù)眼光的是，作者把彈詞專辟了一節(jié)來講，把它和詩、詞并列，予以獨立的文學史地位，此一觀念亦屬大膽之舉了，是章太炎、錢穆二位先生所必不會有的�；氐讲芫廴使P錄的那本《國學概論》，在書前小識里，曹先生說：
任在何時何地的學者，對于青年們有兩種恩賜：第一，他運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給人們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徑，使人們隨著在軌道上走。因此可以說：學者是青年們的慈母，慈母是兼任飼育和扶持兩種責任的。
譚正璧先生的這本小冊子也許并不想承擔這種恩賜的使命，他所愿意的，不過是一些日常家居的圍爐閑話，聽得入耳便不妨打起精神，縱使夜寒風冷，也能略破岑寂罷。
舒 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