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來源集刊：全球史評論（第11輯）》：

　　用一種分析性的視角來看，似乎很有希望將世界體系的取徑進一步在歷史中前推并“外推”至包括中亞在內(nèi)的廣泛地區(qū)。尤其是，我們必須試著將中亞內(nèi)部的周期與非一歐亞大陸其他部分的周期性歷史聯(lián)系到一起�；蛟S它們是一個世界體系周期的部分。然而，即便沒有看到這個世界“體系”或者認為這個體系沒什么希望的那些分析者，也必須承認，我們必須將中亞與世界其他部分聯(lián)系起來，對于這些地方的歷史來說，中亞在很多方面都是處于“中心”地位的。

　　從一個更為大眾化的觀念來看，我們應該拒絕那些被用到中亞民眾身上的侮辱性稱呼；而且我們應該不再貶低他們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在“文明開化的”和“野蠻的”民眾之間的所謂差別越來越值得質(zhì)疑，而中亞民眾是“蠻夷”的觀念和術語也應該一并被廢止。確實令人沮喪的是，（在拉鐵摩爾因麥卡錫主義而被迫遠走之后）可能最著名的美國中亞研究者塞諾（Sinor1969：5），在為美國教育部撰寫的旨在提升教師及學生對于這一地區(qū)認知的一本“教學大綱”中，也仍然寫道“中央歐亞的歷史就是一部蠻夷的歷史”。完全合乎情理的是，白桂思（1990）強烈反對這種說法，并提到了“蠻夷”這一詞匯在詞源學上的偏見。即便關于上述中亞民眾的少量跡象也可以很明顯地證明，他們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蠻夷”。此外，有充分的理由對這一問題加以質(zhì)疑，即，大多中亞民眾比起其周邊的鄰居來，無論如何都是甚少“開化”的，即便后者已經(jīng)達到了很高的“文明開化”程度——這部分也要歸功于他們與中亞民眾的關系，以及他們通過中亞與其他文明進行的交往。當然，正是那些數(shù)量上不足的民眾以及文明的中原中心、歐洲中心以及其他中心式的思考和行為，使得后面的這些例子的倡導者能夠詆毀他們來自中亞和其他地方的鄰居。如果他們自己觀察的話，他們可能會發(fā)現(xiàn)他們自己的一些祖先就在他們那里。

　　與此類似，中亞游牧民與定居民眾之間在別的地方的所謂差別，比起對其的闡釋來，要模糊得多。在上文中我們已經(jīng)注意到，中亞民眾自己就是游牧、半游牧、半定居以及定居等諸種因素的結合與演替。他們還擁有或大或小的城市，還擁有距離或近或遠的農(nóng)耕，另外，還有采礦、冶金以及制造行當；除此之外，還有貿(mào)易以及用文獻記載保存下來的附屬物，當然還有其他文化以及“高級”的宗教。定居民眾也會搬來搬去。此外，他們將一些“游牧”入侵者和其他移民融人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當中。正如拉鐵摩爾（Lattimore 1962）和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農(nóng)耕的中原地區(qū)和草原游牧民之間邊疆的一種中介性類別，在分析跨越移動邊疆的結構性關系方面可能是有用的。然而，作為一種民眾的類別，這種類別并不比將他們或其他人稱為“半封建”更有用。更進一步說，中國以及其他外圍文明區(qū)域的統(tǒng)治者常常周期性地派遣民眾進入或者穿越“內(nèi)陸亞洲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進入中亞。他們也常常被迫進行移民，以開辟農(nóng)墾地或者形成保護這些農(nóng)墾地的駐防軍隊，要么就是前者來供養(yǎng)后者。這些人在穿越邊疆時常常成為其他人的俘虜。因此，這些定居民就在他們自己和其他人之間確立或占據(jù)了一種中介性類別，或者中間人的一種類別。在這一過程中，定居社會也促使在他們自己和其他人之間的這種假定差異的彌漫與滲透。盡管在巴菲爾德（Barfield1989）的副標題和全書中都提到了“游牧民”，但他還是對他們及其“定居”鄰居之間的嚴格差別有所質(zhì)疑。因此，“游牧草原的”（nomadicpastoral）和“定居農(nóng)耕的”（settledagricul-tural）就不再是對民眾的現(xiàn)時狀況進行的嚴格分類，而只是不同的民眾在適應變幻不定的環(huán)境時所采取的方式。

　　總而言之，我們理應像看待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那樣，去更好地認識中亞、中亞民眾及其歷史。我們應該認識到他們在世界歷史中曾經(jīng)長期擁有，而且在未來也可能再次重現(xiàn)的中心性的重要地位、角色以及貢獻。我希望這篇既非中亞人也不是專門的中亞研究者所撰寫的文章能夠有助于激發(fā)其他人更為深入地關注這一地區(qū)，并對其進行更有質(zhì)量的研究。這或許有助于將中亞從曾經(jīng)位于中間的那類黑洞轉(zhuǎn)變?yōu)橐粋�真正的黑洞，而它的巨大吸引力在不久之后將能夠把外圍和外部的人都吸納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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