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主義”論爭集萃》：
　　最近我在一篇題為“談談困擾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的文章（載《文學評論》2007年第2期）中，提出“漢學心態(tài)”這個說法，引起學界一些朋友的議論。本來不想再談這個問題了。做學問嘛，各有各的路數(shù)，不好多加議論。但考慮到教學需要，對某些偏向提出建議，也許是有利于同學們的學習的，所以我再就這個問題，補充一點意見，供大家參考。我的基本觀點是，漢學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學科發(fā)展借鑒的重要的學術資源，但借鑒不是套用，對漢學盲目崇拜，甚至要當作本土的學術標準或者摹本，這種心態(tài)并不利于學科的健康發(fā)展。我這里要提出警惕所謂“漢學心態(tài)”，主要是針對文學研究中空泛的學風，并非指向漢學。
　　漢學是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方面的學問。在歐美，提到漢學（Sinology），馬上會想到這是很偏的古典的學術。有些新近的歐美漢學家，不見得喜歡“漢學”這個名堂，他們寧可把自己的研究叫作“中國學”。漢學在國外學術界處于邊緣的位置，并不是主流的學術，而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又是邊緣的邊緣。不過一二十年來，西方學者對現(xiàn)代中國的關注與日俱增，漢學研究的視野逐步從古代拓展到現(xiàn)當代。還有一個變化，就是有越來越多的華裔學者加入到這一領域，有些從中國大陸或者中國臺灣到歐美留學的人，學成后在那里找到教職，比如在東亞系，他們有小部分人也對現(xiàn)當代文學有興趣。這些華裔學者和那些傳統(tǒng)漢學家不同之處，是對中國比較了解，但由于同樣是在歐美的學術背景下做研究，還是不出漢學的圈子。漢學研究一般都做得深入專注，往往“窮盡”某一課題，在所屬領域有發(fā)言權。漢學家的研究主要是面向西方讀者的，這是他們共同的特點，也就成為外國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從另一方面看，以西方為擬想讀者的漢學，也可以作為我們觀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近百年來，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發(fā)生與成長，離不開對外國學術的借鑒，其中漢學就曾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漢語是我們的母語，但傳統(tǒng)的漢語研究并不成系統(tǒng)，漢語語言學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得益于歐洲漢學家的影響。又比如敦煌在中國，但敦煌學作為專門的學問，也是先由漢學家搞起來的。特別是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其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復興，也借助過美、日等國漢學研究的催化促助。記得1979年，那時我還在讀研究生，看到美國漢學家夏志清先生的英文版《現(xiàn)代中國小說史》，在我們習見的文學史之外第一次發(fā)現(xiàn)很不相同的另一種模式。在該書的引導下，我找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廢名等被遺忘的作家作品來看，大大拓展了眼界，也沖擊了自己原有比較沉悶的研究思維。當時我還在一本內(nèi)部刊物上發(fā)文介紹過夏志清的書。還記得20世紀80年代，樂黛云老師領著一批學生翻譯了幾十篇國外研究魯迅的文章，匯集出版，也給國內(nèi)的魯迅研究打開了一扇大門。那時伴隨著所謂“方法熱”，海外漢學著作大批翻譯，改變了我們這個學科的研究格局。漢學對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的復興與發(fā)展，可以說是功不可沒，應當感謝漢學家們的貢獻。就是現(xiàn)在，我們與海外漢學的聯(lián)系也還是非常密切，在北大中文系，就常有漢學家來訪，海外漢學始終是我們重要的學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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