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版家 陸費逵》：
　　20世紀初的中國，八國聯(lián)軍入侵，內(nèi)憂外患愈烈。《辛丑條約》的簽訂，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其在民眾中的威信降低到了最低點。時勢的動蕩，對身處那個時代的人們，不能不產(chǎn)生深刻的影響。
　　1902年，陸費逵已成長為17歲的青年。
　　當時，為挽救統(tǒng)治危機，清政府的“新政”運動漸次展開，與社會文化事業(yè)相關的主要是興辦教育。隨父母在南昌的陸費逵，仍然以自修學習為主。他是一個熱愛學習的人，嗜書如命的人，不會輕易讓時間白白地流逝。同時，陸費逵也想到，自己已經(jīng)17歲了，應當在社會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從何人手呢？他與幾位友人商量，經(jīng)過一番討論，決定開辦一個小學校。他們幾個人按照預定的計劃，首先是集資23元作為辦學的經(jīng)費，其次是租賃房屋作為教室，最后是招收了一些學生。就這樣，學校開辦起來了，起名日“正蒙學堂”。陸費逵任堂長和教員。
　　正蒙學堂招收小學生27名，收學費五六元，作為房租和一切開銷的費用，其中有8名學生因為家境貧困，是全部免費的。陸費逵年輕氣盛，很有干勁，為學堂付出了很多心血。作為一校之長，一方面他要加強管理，包括訂立課程，招聘老師，編寫教材，安排食宿，打掃衛(wèi)生，維持教學秩序；另一方面他要擔任教員，親自上課，教學生識字，解讀文章，算數(shù)學題，等等。起初，大家憑著一股熱情，相互提攜。后來，別的人不太過問了，學堂的事情，就只有陸費逵一人支撐。他不但不支薪水，而且回家吃飯。學堂里雇用一個校役，原來是陸費逵父親的當差，因為積蓄有數(shù)十元，情愿不要工錢，免費為學堂打工。該差役是一個喜歡學習的人，作為交換條件，要求陸費逵每天給他講一小時的書。他的文化水平，有二三年級的程度。陸費逵給他講解梁啟超的《飲冰室自由書》，因為自己早就讀過梁氏的文章，所以講起來駕輕就熟。陸費逵還給他講解美國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錄》（即《湯姆叔叔的小屋》）。這《中國出版家 陸費逵》在世界上影響很大，1902年由著名翻譯家林紓和魏易合作，花了66天的時間譯出的。這說明，陸費逵是該譯作的第一批讀者之一，也是最早的宣講者之一。
　　當然，人們要干一番有益的事業(yè)，僅有熱情和干勁是不夠的，還應當具備物質(zhì)基礎和其他必要的條件。對于招生辦學，培養(yǎng)人才的事業(yè)，尤其如此。在陸費逵的努力下，正蒙學堂總共辦了八個月的時間，最終還是結(jié)束了。不過，“不但沒有虧空，還剩四元幾角”的結(jié)果也算差強人意。①
　　正蒙學堂是陸費逵走向社會后從事的第一項事業(yè)，雖然持續(xù)時間不長，沒有能夠繼續(xù)辦下去，但對于年輕的他來說，無疑是一種很好的人生磨煉。
　　二、開辦新學界書店
　　開辦新學界書店，是陸費逵職業(yè)生涯的第二站。
　　那是1903年春天，在南昌的陸費逵應日語老師呂星如的邀請，北上武昌。兩人達成共識，白天，陸費逵教呂星如三個弟弟《國文》、《算術》；夜間，呂則教他日文，供其膳宿，彼此不出學費。這段時間雖然短暫，但對于陸費逵來說，頗有收獲。一方面，他鞏固了以前所學的知識，提高了日語水平。另一方面，在教書過程中，他每每遇到疑難字詞，經(jīng)常查找字典。漸漸地，他感到市面上字典非常缺乏，還存在著許多不足，就立下宏愿，將來要編一本新的字典。
　　到了1904年秋，年僅19歲的陸費逵與日文班的幾個同學，想在武昌開一家書店。這源于一位同學的倡議，得到了包括陸費逵在內(nèi)的幾位同學的響應。據(jù)陸費逵回憶，開辦這家書店，并不是幾個人的心血來潮，而是出于愛好讀書的緣故。讀書，需要有錢買書，也需要有地方買書。這一年，“幾個同志因為買書困難（一方是經(jīng)濟困難，一方是購覓不易），大家想開一家販賣書籍的店，一面營業(yè)，一面有書可看。”①他們都是一些20歲左右的年輕人，想法簡單，性格也比較直率，說干就干。有一位叫黃石安的同學（曾任最高法院庭長）說：“伯鴻干，我來股；伯鴻不干，我不來�！雹谒麄儨慅R了1．500元作為股本，在武昌橫街租了幾間舊房子，就開辦起來了，起名為“新學界”，陸費逵任經(jīng)理。新學界書店用度非常節(jié)省，量人為出。每月房租費用10元。陸費逵的薪水，在前半年每月6元，后半年每月10元。雇用一位賬房先生，每月5元�；镉嫸�人各3元，學徒二人各200文，伙夫一人1000文�；锸迟M用約10元，燈火、日用品和其他臨時性的費用約20元。這樣，一個月下來，維持書店的開支約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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