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鄭培凱

一

最早聽說顧炎武（1613-1682）寫《日知錄》，是在初中一年級的時候，知道他是大學問家，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明末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后來還知道他寫過《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以及一些音韻訓詁的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經世博學開創(chuàng)了清代樸學的實證風氣。這些知識都是聽一位長輩介紹的，還說顧炎武有一副對聯(lián)：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顯示讀書人的風骨與抱負。顧炎武著作等身，都與經世濟民有關，是年輕人學習的榜樣。聽長輩諄諄教導，說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很是激昂慷慨，作為后生小子，雖然心向往之，想看看《日知錄》，卻懾于顧炎武學問太大，沒敢到圖書館去借閱。

到了高中，讀書漸多，才知道那副擲地有聲的對聯(lián)不是顧炎武作的，是他的本家前輩明末東林書院顧憲成（1550-1612）所撰，也由此憬悟，耳食的知識不太可靠，必須眼見為實。于是，到圖書館去借了幾冊《日知錄》，還記得是老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本，每一冊都薄薄的，比手掌略大一點，總共大概有十幾二十來冊。翻開《日知錄》，發(fā)現(xiàn)這是部記錄讀書之后考證與隨感的學術札記，經史子集無所不包，林林總總，博大精深�！度罩�錄》的《目錄題辭》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有改定�！端膸烊珪�總目提要》評論《日知錄》，說：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筆之于書。故引據(jù)浩繁，而牴牾者少。顧炎武的讀書法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要博讀群書，讀書必須心到手到，若有心得就寫成札記。札記是為己之學，不急著發(fā)表，以后遇上新材料，也不可臆必固我，要能隨時修正不太妥善的論點。

顧炎武形容他寫《日知錄》是采銅于山，像礦工一樣，在群書的山巒之中開礦，以辛勞的汗水，披沙揀金，孜孜矻矻飽覽群籍，日日夜夜爬梳書牘，獲取有用的寶貴知識。他讀書問學的方法對我影響很大，覺得做學問寫文章，第一先要多讀書，其次要讀得透徹，再來要有自己獨到的心得，絕對不可天下文章一大抄，假充學問家。寫文章要有內容，而且是溫故知新確有自身體會的內容，絕對不能像《孟子》描繪的齊人，每天到墳上去乞食，饜足了酒食，回家還要驕其妻妾，當一個恬不知恥的學術乞丐。然而，學海無涯，就如莊子所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怎么辦呢？

據(jù)說顧炎武曾有名言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反映了他好學的精神，然而他并不是漫無目的去求知，像書蠹蟲那樣死啃書籍，貪多嚼不爛。他曾寫過一篇《廣師》，指出自己學問有不及友朋之處，需要與益友切磋砥礪，以增長見聞：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志伊；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也就是說，以一人之力，不可能窮盡天下之學問，何況《禮記·學記》早就說過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每個人的性向與興趣都有獨特之處，順應自己的個性，追求適合自己的學問，就能在不同的知識領域有長足的發(fā)展，超越群倫，有所建樹。

讀書求學的過程中，能夠遇到良師益友，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實在是人生之大幸。我高中決定報考文科，進大學研習文學，是因為我在青年成長階段結交了一批愛好文學的朋友，接觸到文學對生命意義的思考，觸動了我青春的稚嫩心靈，日積月累，終于決定以寫作為終身職志。或許這只是文藝青年涉世未深，不懂世事艱難的沖動，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警告我詩人歷來半生蹉跎，一事無成，還是攻讀理工是實際的謀生之道。我天生個性倔強，又值青年叛逆的成長階段，執(zhí)意要研讀西洋文學，與父親約法三章：考不上臺大文學院，就不讀大學，自謀生路當工人去；上大學不用家中一文錢，自籌學費；我的人生自己規(guī)劃，不需要父親為我操勞。回想起來，年輕時候的叛逆頂撞確實任性，一定傷了父親的權威與尊嚴，違背了傳統(tǒng)孝者順也的標準，而沒被趕出家門，倒顯示了父母的睿智與愛心。一方面是他們寬容大度，另方面也反映了時代變化影響了他們的思想觀念，可以勉強接受兒女自主的決定，不再認為那是大逆不道的忤逆行為。準備高考的高三時期，我有幸得遇兩位名師，國文老師祝茂如先生與英文老師周復先生，兩位老師都認為我在語文方面有特殊天賦，指點我閱讀中外名著，鼓勵我創(chuàng)作詩文，為我奠下了堅實的文史基礎，讓我進入臺大外文系之后游刃有余，除了旁聽葉嘉瑩老師的古典詩詞，還同時兼修了歷史系的課程，拓展了我的視野與興趣。

回顧我在大學四年的求學經歷，主要是廣泛閱讀一切領域的知識，和志趣相投的同學讀書論學。對本科的無聊課程，能逃課就逃課，到處旁聽各個院系的課程，除了醫(yī)學院、工學院及商學院沒去過，其他如理學院、法學院、農學院大概都有過我的蹤影。大多數(shù)是聽了一堂就再也不去，卻也有持續(xù)一整個學期的，如森林環(huán)境、造園學、酒類釀造等課程。研讀中外文學、哲學、史學之外，還擔任兩種校刊的文藝編輯，參與當時在臺灣風起云涌的現(xiàn)代詩運動。創(chuàng)作現(xiàn)代詩，使我特別關注從古典詩詞到現(xiàn)代白話詩的文字轉型，執(zhí)迷于中國文字的結體與意涵，對每一個字含意的來龍去脈與可能衍生的現(xiàn)代語意，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始終不喜歡傳統(tǒng)的文字訓詁與音韻學，感到枯燥無味，缺乏學問新知所能提供的無限驚喜，覺得那是一種對傳統(tǒng)骸骨的迷戀，無助于勃發(fā)現(xiàn)代文化的生機，但是，我畢竟還是相信傳統(tǒng)樸學最關鍵的一個道理：讀書必先認字。或許從小對顧炎武的崇敬，一直在潛意識中引導我的思維，使我在追求現(xiàn)代性文化的過程中，從來不曾加入一些思想激進的同學行列，大言不慚，隨意套用黑格爾的話語，聲言已經揚棄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

真正下決心研究學問，走上學術的道路，是在大學摸索了三年之后的事。這過程也是追尋自己興趣的歷程，可說經過了轉益多師的磨礪，像古代學佛的僧人，走訪名山大川，希望能夠遇到點傳開悟的禪師。在外文系對我多所啟發(fā)的有朱立民、余光中、王文興，指導我研讀美國文學、英詩與二十世紀英美小說。我也曾研習當時流行的新批評理論與實踐，探究文本的結構與意象象征，多少有點像搬弄概念游戲，令我質疑文學研究的意義，而決定改變專業(yè)，以歷史文化研究為追索的方向。在中文系聽過《詩經》《尚書》，對我影響最大的卻是葉嘉瑩老師，或許是因為古典詩詞完全符合我的脾性，但更因為葉老師講課的無窮魅力，讓我覺得詩詞展現(xiàn)的審美意境，是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歷史系的課程最終開啟了我學術研究的方向，得要感謝李濟與許倬云兩位老師，讓我對考古人類學發(fā)生了興趣，也對歷史研究要結合文獻與出土文物的二重研究法有了初步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