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蕓香萬世傳

我來深工作已經(jīng)四年了，工作地點與深圳圖書館僅有一街之隔，卻不知道該館藏有一萬一千冊明清古籍善本。古籍為蜀中一代哲醫(yī)張?zhí)珶o教授所藏，其夫人依遺言捐給深圳圖書館。張教授懸壺濟世，讀書悟道，廣求文物古籍，以備文獻之需。雖然歷經(jīng)文革的荼毒，藏書損失慘重，但他仍割愛，毅然捐與年輕的深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張?zhí)珶o先生之義舉、之德行，許石林先生的《文化天下公道長興》已備述，是為繼往者也，筆者不敢再贊一辭。然則，深圳市應(yīng)如何善用這些珍貴的文獻，使之嘉惠學林，則嘗試論之。

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漢、宋學者將文解為典籍、獻解為賢人，既要取證于書本記載，又訪尋耆舊言論，才能了解過去的歷史真相。所以文獻是中國文化得以保存發(fā)展的重要載體，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非常重視文獻的保存與整理。

早在春秋戰(zhàn)國兩漢，民間藏書也極盛，竟可以補國家中央圖書館的不足，民間對藏書獻書也抱有高度的熱情。自宋以后，印刷術(shù)漸趨發(fā)達，宋元刻本極為精審，藏書讀書日益為學者所重。晁公武有《郡齋讀書記》、盧文弨校刻《抱經(jīng)堂叢書》等都是熱愛藏書進而有益于學術(shù)。我們可以說，藏書往往是與讀書、校書，提高自身的學養(yǎng)水平，進而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分不開的。

因此藏書家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評論說：得一書必求其本源，是正得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是也。次則辨其版本，注其錯訛，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塘吳氏之瓶花齋、崐山徐氏之傳是樓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又次則……宋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

以此為準的，張先生之藏書精神確實得古之遺風。藏書之中有清雍正時期果親王胤（允）禮朱筆點定的武英殿抄本《唐宋元文約選》一部二十四冊；有國內(nèi)僅見的康熙年間殿刻本《全唐詩》一部120冊；有果親王府藏明內(nèi)刻本三色套印《蘇長公(蘇軾)集》全集十二冊一部；有清初鄭親王吉爾哈朗親筆題簽、大學士查升手書的《內(nèi)景經(jīng)》，可稱得上補石室金匱之遺亡。

然而，藏書入庫已27年，縱可供有識之士查閱之用，但其影響所及之范圍，大約也不出鵬城一地。這種情況，筆者竊以為是深違張?zhí)珶o先生之初衷的。所去之書，如有璧歸之日，家可分，人可散，書不可離。有力則自專，無益珍藏，亦應(yīng)將之奉藏于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珍視之；為業(yè)肇岐黃，振興祖國中醫(yī)學事業(yè)，啟富華夏而派上用場，張先生一則希望文革中失去之書可以完璧歸趙，再則希望所存之書能發(fā)揮振興中醫(yī)、啟富華夏之功用。司馬遷作史記時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類此。因此，筆者不揣谫陋，提出幾點建議：

一曰編書目，寫敘錄。組織人力編寫深圳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以彰收藏之富美；并附上封面、扉葉、正文為古籍善本提供鑒賞依據(jù)。同時擇其尤善而希見者撰寫敘錄，考其源流內(nèi)容，版本變遷，以備學者按圖索驥。

二曰輯善本，惠學林。昔日張元濟先生主持商務(wù)印書館時，廣購善本，親自主持輯印《四部叢刊》及其《續(xù)編》、《三編》，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諸種，薈萃精華，學林至今蒙其霑溉。張?zhí)珶o先生之藏書國寶級善本亦復(fù)不少，如能影印流傳于世，使我們既能睹其真容，又能欣賞書的版式裝幀，更能正流行書籍之失，并影印書具有一定收藏價值。

三曰電子化，謹收藏。紙是纖維聚合物，容易受到氧化損毀。以古籍善本之稀見，如損失則不可再見，應(yīng)該謹慎收藏，勿使毀壞。現(xiàn)在的電子掃描技術(shù)已非常成熟，正好可以以電子化手段彌補紙張保存期不長之缺點，而且電子化也可以增加書籍的流通度。如河南圖書館50萬本古籍如廢紙一般，真叫人痛惜不已。

四曰輯遺言，彰先賢。古人常表彰鄉(xiāng)賢，整理遺著，以充實鄉(xiāng)邦文獻。張?zhí)珶o是為一代哲醫(yī)，對醫(yī)道、詩詞、學術(shù)均有深湛之理解，其著作必有可觀之處、而言談必有驚人之論，也可說其本身就是一部極具價值的大書。他雖然不是鵬城土著，卻晚年屬意鵬城，以一生珍藏相托。我輩人正應(yīng)廣求其遺著，輯其言行學術(shù)，編著成書，一則慰張先生在天之靈，再則謝張公子思父之情，三則富鵬城文獻。人物事跡易泯，著作易佚，時不我待！

深圳現(xiàn)正建設(shè)文化城市，正好充分利用這豐富的資源，使古籍重光，蕓香永傳。雖然編述任務(wù)艱巨，卻正是吾人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