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位這種虛名當然是假的，作為前朝遺民，宋國表面上很尊貴，實際上地位非常尷尬。東有魯國、北有衛(wèi)國、南有蔡國、西有管國，周朝安排了一圈姬姓國家看住宋國，而這塊地方也是四面平原，無險可守。
　　周人在對商朝遺民的主體做了體面而可靠的安排后，便對另一支商人部族進行了比被禁錮在限定范圍內的宋國更加悲慘的處置。他們被周人強行西遷到了隴西，被夾在了周人的大本營和蠻族之間，為周王室飼養(yǎng)戰(zhàn)馬。這讓他們在幫周王室做擋箭牌的同時還不得不牢牢依附于它。更不幸的是，他們連宋國這樣的名分都沒有，連個封國都不是，僅僅只是附庸而已，這就是秦。
　　其他一些部落首領，如大禹的后代被封在了杞國，舜的后代被封在了陳國，等等。至于其他一些獨霸一方的部落或是和前朝有著暖昧關系的族群，則都被分封在了邊疆蠻荒之地，如楚國和徐國等，除了在它們周圍安置姬姓諸侯加強監(jiān)控外，周天子自己也常常御駕親征，加以壓制。關于各國的情況，在后文會一一詳細提及。
　　而周天子自己則坐鎮(zhèn)周部落的龍興之地渭河平原，稱之為宗周地區(qū)，都城鎬京位于今天西安附近。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周王室在洛陽盆地還有封地洛邑，此時被稱為成周。洛陽盆地是連接中原和東方的戰(zhàn)略要地，這一點從三國時期董卓躲避關東諸侯的追擊，在逃往長安之前毀掉洛陽城中可見—斑。
　　統(tǒng)治并不必做到將自己的勢力完全覆蓋到所轄范圍內的每一點，這樣成本太高，事實上也沒人真能夠做到。只要能站在法統(tǒng)的制高點，占據(jù)核心要地，控制關鍵節(jié)點，外再輔以武力挾制，就可以了。
　　除了硬性的武力手段之外，文化安撫和血緣同化等軟性手段在周朝長期的統(tǒng)治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宗法禮樂
　　為了保證天下的長治久安，分封的體系被設計成了自上而下一體式的形式。天子分封諸侯，建立各個諸侯國。諸侯在封國中再將大夫分封到各封邑，在各自封邑中，大夫擁有為數(shù)眾多的家臣士人，由這些士人們統(tǒng)管底下的庶民和奴隸。這五個階級構成了整個國家的基本組織形態(tài)。為了保證江山永固，周王室對階級的劃分是絕對的、永久性的，地位都是世襲的。為了保證這種階層的固定性，周朝統(tǒng)治者用法律和禮教雙重手段來維護這種階級劃分。所謂文武并用、軟硬兼施。僭越者不僅承擔法律上的嚴重制裁，也要接受道德上的嚴厲譴責。而這種禮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禮。
　　按照周禮的宗法分封制度，天子的后代子嗣中，嫡長子，也就是正妻的長子為合法繼承人。其余的諸子是小宗，依次分封為諸侯。諸侯的子嗣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分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繼續(xù)向下將封邑傳給嫡長子，其余諸子成為士人。由此形成家國天下的社會等級結構。
　　一旦分封完畢．所封土地就由受封者實際控制，而上一層的統(tǒng)治者對土地只有名義上的所有權。當時的土地采取井田制，任何一塊可耕地都被劃分為井字形的九塊，周圍八塊為封邑的私田，中間那塊是公田。私田的產出歸封邑所有，而公田的產出則作為供奉，上繳給上一層的貴族。
　　這樣，宗法分封制其實就是一種家族化的統(tǒng)治形式，國和家是一體的，公私權力是很難劃分清楚的，大夫既是諸侯的家丁，又是諸侯國政府的官員；我是朝廷卿士，我的兒子也是，我的孫子還會是。
　　周人之所以開創(chuàng)性地分封建制，緣于當時農耕的生產方式已經基本確立，人對土地已經形成了很強的依附性，一改商王室政治中心長期游移不定的傳統(tǒng)。而宗法制則是源自于周人的祖先崇拜，并將祖先崇拜推到了一種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點和商人的鬼神崇拜，凡事以占卜為準，兄弟子侄皆可即位的習俗相去甚遠。這是來自黃土高原的農耕部落和來自東部地區(qū)的漁獵部落在文化上的主要區(qū)別。
　　宗法分封制這種制度設計非常巧妙地將文化和政治結合在了一起，產生了相互促進的正面作用，加速了周朝初年政治、經濟方面的穩(wěn)固。
　　這樣做的好處是周朝的統(tǒng)治范圍會在一代又一代的分封過程中擴張，并且在這個擴張過程中血緣的紐帶能保持諸侯們的向心力。
　　為了便于政治上的統(tǒng)一，周朝統(tǒng)治者淡化了種族的觀念，代之以“華夷五方”的概念．即我們熟悉的“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華（華夏）”來加速周邊族群向華夏文明靠攏。
　　周朝的分封是一代一代持續(xù)進行的，因此各個封國的勢力范圍也是一代代地增長的。這種增長依靠的是農耕程度的提高和文化的融合。農耕文明所能提供的更多食物和由此產生的更多人口能夠保證擴張的需要。
　　在周朝初年，各個封國之間都有著大片的無主之地和未征服地區(qū)．各國都是從最初的一城一池向外一步步地擴張的。
　　和國土擴張相伴隨的，是血緣的輻射。貴族血脈的不斷擴散和下移，以及持續(xù)的通婚和聯(lián)姻，使整個周朝越來越趨同于一個龐大的家族系統(tǒng)。加之“華夷五方”概念的影響，各國內部和外部在血緣上逐漸趨近，文化上也隨之靠攏．廣義的華夏概念由此形成。
　　伴隨著戰(zhàn)爭的沖突和文化的交融，西周的諸侯們不斷地向外拓殖擴張．逐漸地完成著各個地區(qū)的文化整合。尤其是邊緣地區(qū)的封國，由于和當?shù)氐耐林�部落形成了文化的融合，這些封國往往有著和中原地區(qū)不同的文化。如齊文化、楚文化等。當然，這些文化的形成過程少不了刀劍的開道。
　　高明的封地安排和宗法分封制的巧妙設計讓周朝在建立后近兩百年間波瀾不驚，雖出現(xiàn)幾次地方叛亂，卻都沒能得逞，而且周朝對外的軍事擴張和文化擴張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個過程也為真正的華夏一統(tǒng)奠定了基礎。
　　內在危機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具有兩面性的。時代是發(fā)展的，形勢是變化的。宗法分封制這種將文化、經濟、政治綁定在一起的做法，產生的效果是各個方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旦土地政策上發(fā)生了危機，它必然將蔓延到文化領域內，導致所謂的“禮壞樂崩”，并進而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引起周朝在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的社會轉型。
　　這種危機存在嗎？
　　當然！
　　存在于何處昵？
　　制度本身！
　　宗法分封制將導致的結果是：天子作為天下共主，其名義上擁有的土地在不斷增加。而在事實上，天子實際所擁有的土地卻由于不斷的分封在持續(xù)地減少。
　　與此相反，各個諸侯隨著世代的分封，他們的封國卻在不斷擴大。地方和中央的力量相比會出現(xiàn)此消彼長的態(tài)勢。所以在西周的后期，天子和諸侯的關系也由此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
　　當各國在拓殖過程中逐步完成了本地區(qū)華夷部族的文化整合之后，各國之間的戰(zhàn)略緩沖區(qū)也逐漸被瓜分殆盡，相互間難免要發(fā)生摩擦，并最終引發(fā)各國間的戰(zhàn)爭。
　　更要命的是，越是居于邊塞的外姓部族，他們的擴張潛力就越大。這一點在今天的各國仍然適用：越是邊疆地區(qū)，行政區(qū)劃就越粗略，面積也越大。而居于核心地區(qū)的姬姓封國卻面臨日益狹窄的生存空間，頻發(fā)的摩擦讓他們彼此常常齟齬不絕。這一切都是當初偉大的周公在設計制度時所始料未及的。
　　除了戰(zhàn)略空間上的危機外，周朝還面臨著政治結構上的不安定因素，這一點偏偏又是來自于宗法分封制最初看似高明的設計。
　　在宗法分封制下，周天子處于政治結構的塔尖，他所擁有的權力自然也就最大。高高在上的天子經過層層環(huán)節(jié)，通常對國家基本情況的掌握非常滯后。國家一旦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經過這些環(huán)節(jié)層層放大，引起巨大的震蕩。所處的地位越高，對土地和經濟的實際控制力就越弱，也越容易被架空。和建筑一樣，周朝的權力結構越往上越脆弱，而瓦解和變革，就會從最脆弱的部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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