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介紹——早期羅馬文學——悲劇
　　羅馬文學的重要性——羅馬人的務(wù)實——拉丁語——羅馬人創(chuàng)作的政治目的——羅馬文學的時代劃分——羅馬本土文學的萌芽——阿庇烏斯·克勞狄烏斯·凱庫斯——對希臘文學的模仿——盧西烏斯，李維鳥斯·安得羅尼庫斯，約公元前284年至約前204年——奈烏斯·奈維烏斯，約公元前270年至前199年——昆圖斯·恩尼烏斯，公元前239年至前169年——他的悲劇——編年記——馬庫斯·帕庫維烏斯，公元前220年至約前1 30年——盧西烏斯·阿克齊烏斯，公元前170年至前IOO年后——悲劇的式微——羅馬劇場、演員和戲裝
　　羅馬文學，與偉大的希臘經(jīng)典相比，誠然少了希臘人蔚為特質(zhì)的秀異創(chuàng)格和精致之美，仍無愧為世上最偉大的文學之一，其本身固然具有相當不凡的價值，可對我們而言，這種價值還不足以體現(xiàn)羅馬文學的重大意義。首先，若沒有羅馬文學通過拉丁譯文和改編文為我們保存了諸多重要的希臘文學殘篇，這些文字必然無法留傳。其次，因為羅馬曾統(tǒng)治著幾近全部已知世界，這導(dǎo)致拉丁語成為所有語言中傳播最廣的語言，也使得拉丁文學遍傳千里，影響著歐洲大陸文學的發(fā)展。
　　羅馬人是一個務(wù)實的民族，沒有詩氣縱橫的想象天賦，但有著偉大的才能，善于匡正國綱、整肅軍務(wù)，可以把任何決心變?yōu)楝F(xiàn)實。他們同一些親緣部族從北方踏人亞平寧半島，并在臺伯河[l](Tiber)畔的一片土地上開始定居，在那里要面臨伊特魯里亞人(2)(Etruscan)和其他毗鄰勢力的威脅。迫于此，羅馬人從發(fā)端那刻起就要堅城壘壁、憑垣聚扎。這種環(huán)境，使得羅馬自然且必然要在早期發(fā)展出城邦政體，也使羅馬人把心智聚焦于政治組織方面，同時外敵的威脅迫使羅馬人注重軍隊的組建和維持。因此，從他們的城市在臺伯河邊落地生根那刻起，羅馬人便將其主要精力投諸政治及戰(zhàn)爭。這對他們的語言和文學的影響顯而易見：他們的語言——拉丁語——和希臘語特征相似，都是印歐語系的分支（英語和其他大多重要的歐洲語種也均出自這一語系）；可當希臘語不斷演變得更多樣、更精巧、更靈活時，拉丁語卻巋然而剛硬，更適用于法律和命令而非輕柔典雅的表述。環(huán)境的因素，同時無疑也有羅馬人思想中天生氣質(zhì)的因素，傾向于將他們打造成政治的、軍事的和務(wù)實的而非藝術(shù)的民族。
　　正如從前文便可推斷的那樣，羅馬文學往往不是文學才華的自發(fā)流露，而是獲取某個現(xiàn)實結(jié)果或目的的工具。幾乎自始至終，羅馬文人的寫作總有其政治企圖，而且政治事件對文學的影響最為顯著�？v使那些一眼看來同政治毫無瓜葛的羅馬文學作品也仍然有某種政治上的意圖。戲劇創(chuàng)作是為了讓公共節(jié)慶更有光彩，好讓提供這些節(jié)日休閑的官員們通過皆大歡喜的娛樂賺取人民的好感，以便謀取更高的官職；歷史創(chuàng)作是為將來所需提供關(guān)于正確方法的教導(dǎo)，或為增添當時領(lǐng)袖的聲望而回顧其祖先的偉業(yè)；史詩和抒情詩創(chuàng)作是為了歌頌羅馬的顯赫人物，或至少給予羅馬堪與希臘比肩的同類文學，以證明羅馬具有成為萬邦之首的權(quán)力。
　　羅馬文學的發(fā)展同政治事件休戚相關(guān)，其三個主要時代的劃分與羅馬政史的分段相吻合。第一時代又稱為共和時代，自羅馬文學的開端——第一次布匿戰(zhàn)爭(1]( The First Punic War)（公元前240年）之后——至亞克興戰(zhàn)役[2]( Battle of Actium)（公元前31年）為止。第二時代又稱為奧古斯都時代，自公元前31年至公元14年為止，在這個時代中，羅馬的共和政體變?yōu)榉��?wù)寡頭政治的工具。共和時代末段和整個奧古斯都時代構(gòu)成了羅馬文學的“黃金時期”，即公元前81年至公元14年。第三時代又稱為帝國時代，自公元14年至中世紀的開始為止。這一時代的第一階段被稱為“白銀時期”，即公元14年至1 1 7年。第一時代中，羅馬人學習并模仿希臘文學，將自己的語言發(fā)展到適合精巧的文學加工的程度，有一部分最偉大的羅馬文學作品誕生于這個時代的后半段，尤其是散文。第二時代中，羅馬詩學攀到了頂峰，給這個時代帶來維吉爾。第三時代是個衰退的過程，有時急遽，間或遲滯，其間名著甚少，很多作品的文學價值頗微。在整個第一、第二時代，乃至第三時代的大部分時期，拉丁文學幾乎完全是在羅馬城創(chuàng)作的，受這個城市演變的影響，也映射著城市居民的情感。借此，稱之為羅馬文學而非拉丁文學是恰切的，因為令我們油然起興的是這個臺伯河畔城市的文學以及標志著這個城市的文明，而非用拉丁語寫就的作品。
　　在羅馬，一個有著希臘血統(tǒng)的外來者奠定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的起點，他會采取模仿希臘作品的形式自然不奇怪。但哪怕第一位職業(yè)作家是純正的羅馬人，這一點無疑也不會改變，因為羅馬曾在某些時段與亞平寧半島居住的希臘人來往甚密，而至臻完善的希臘文學出現(xiàn)在羅馬人面前時，又如何不激起欽羨和模仿的沖動。不過羅馬確實存在過本地化的早期文學元素，若希臘化影響不曾強烈到妨礙其發(fā)展的程度，也有可能演進出一種本地化的文學。羅馬早期婚禮和收獲節(jié)上的叨嘮歌( nag songs)、獻給神祗的吟誦贊美詩，還有粗陋的大眾演出都可能發(fā)展成本地化的戲劇。這些歌曲和演出的臺詞，至少大部 分是有韻律的，然除極少以外，都要到很久以后才見諸書面。可羅馬人倒是在公元前6世紀就接觸到書面寫作之藝術(shù)了，傳授這些東西的還是希臘人�？梢源_定，在某個久遠的年代，亞平寧半島海岸線上的希臘殖民者們就開啟了同羅馬的貿(mào)易往來，而公元前6世紀，也就是羅馬建城兩個世紀的時候，希臘人的書面寫作已是信手拈來。
　　從久遠的年代開始，羅馬人就保留有官員名錄、奇跡和預(yù)兆的記錄、《年表圣歷錄》（dies fasti.)（即關(guān)于何日進行公眾事務(wù)方合法的日程表，由祭司編寫）以及其他簡單的記錄。據(jù)傳《十二銅表法》寫于公元前45 1年至450年，這對羅馬散文有一定影響，因為這是第一次用拉丁文寫連貫散文的嘗試。其他法律或許還有條約也無疑很早就用拉丁文寫成并保存。葬禮演說需要些雄辯術(shù)的要領(lǐng)，但大概不需細致的準備，而且可確定這些演說在羅馬早期無須寫成書面。已知羅馬最早的書面演說是年邁的阿庇烏斯·克勞狄烏斯·凱庫斯[1]( Appius Claudius Caecus)于公元前280年敦促必須拒絕皮洛士[2]( Pyrrhus)提出的和平條件時所作的演講。這篇演講在其去世后兩個世紀內(nèi)都被羅馬人傳閱。現(xiàn)在還有一些言論或箴言集被歸于克勞狄烏斯的名下，他對于更加完善地使用羅馬人從希臘人那里得來的那部分拉丁語以及為拉丁單詞的拼寫制定規(guī)范有著積極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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