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三筆”也好，“三跡”也好，從他們留下的作品來看，書寫內(nèi)容大部分是漢詩。在這些漢詩中，真正日本人自己寫的詩倒也不多見，最普遍的是抄錄唐詩。由于遣唐使的頻繁派遣，促進了中日之間的交流，中國文化被作為——種楷模原封不動地帶到日本，它理所當然地引起丁還是在草創(chuàng)階段的日本文化的傾心。如果說由于“三筆”的首座空海和尚在訪問唐朝后帶回了大量的佛經(jīng)佛具，因此三筆時代的文化藝術(shù)也不免染上了宗教影響的話；那么到了繼后的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這“三跡”時期，這種宗教影響就相對淡薄了。貴族官僚出身的書家們，致力于追慕唐風文化，研究詩文、學習書法，而對于宗教卻很少矚目。他們并不是先宗教后藝術(shù)，而是把追慕文化藝術(shù)提高到突出的地位。平安朝的“三筆”和“三跡”這兩期書法的不同點，在這里是充分反映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