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車墜崖的事兒，我把它看做一種意象，表現(xiàn)出走向死亡的歷程。我們中的許多人昨天乘車墜崖了，大家彼此之間有什么共同點呢?共同點就是乘上了同一輛公交車。這里所說的公交車也許是真正意義上的公交車——巴西南方一個省不是有我們的十個人滾落懸崖了嗎?但它同樣也可能是個比喻，是一輛想象中的公交車。星期六，它肚子里裝的是兩個研究維他命的科學家；星期天，貨物換成了在好萊塢當女傭的一群女士。
　　之所以要把死亡具象化為一輛公交車，不用說，我是想用這種辦法盡量抓住這個難以想象的概念。某一天，我們還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第二天卻往旁邊一栽，一下子沒影兒了。誰知道那一刻坐在我們身邊的會是什么人?水門事件起訴檢察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的同座是水門事件辯方律師山姆·達什；勞倫斯·韋爾克和他的伴奏喇叭手一曲重奏，雙雙出門；荷蘭王國女王與加拿大冷凍食品王國國王相伴離開人生盛宴；和《原子科學家學報》主編共同辭世的是一個名為“大爆炸”的搖滾樂隊的主吉他手。這些組合，我全部收進剪報集。
　　每天早上，裹在藍色塑料包裝袋里的《紐約時報》都會送到我的手中。這份報紙向來兢兢業(yè)業(yè)地報道重要人物的逝世消息，從來不曾漏報一位。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每一天都充斥著要人的訃告。我沏上一杯茶，穿著拖鞋的雙腳往什么東西上一搭，打開還沒有落下任何污漬的新聞紙頁。訃告這玩意兒，剛一刊登出來，便已成為歷史。我知道，總有那么一天，也許就在本書付梓之日，納爾遜·曼德拉和羅莎·帕克斯的名字就將出現(xiàn)在訃告欄里。這兩位老人家至今還沒在那個地方露面，真讓我敬畏不已。1973年畢加索去世時(1973年4月8日)，我睡得死死的；1991年邁爾斯·戴維斯死時，我也錯過了。他們是那個時代的代表，我卻錯過了他們人生故事的終點。至于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至少到目前為止，以我的名氣，還不大好說成是“我的時代”。
　　那么，我究竟是生活在誰的時代?這個人的事業(yè)是成功還是失敗?他是一帆風順還是注定不幸?他的歲數(shù)比我大些還是小些?他知道如何生活嗎?我使勁搖晃著報紙：告訴我什么才叫幸福的生活，把它的秘密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