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旨在剖析從珍珠港事件到朝鮮戰(zhàn)爭中麥克阿瑟將軍的“回家過圣誕節(jié)”的總攻勢崩潰這一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原因。衡量失敗的標準并不是中國的喪失。任何人都不會喪失他從未占有的東西。蔣介石委員長對中國發(fā)生的一切比任何人都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因為責任與權力是成正比的，而蔣曾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然而，如果用美國的目的、意圖、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國的政策是失敗的。在抗日戰(zhàn)爭中，國民黨中國曾是美國的盟友；在朝鮮戰(zhàn)場上，共產(chǎn)黨中國打敗了美國軍隊，并且作為強國出現(xiàn)在世界上。

　　我們著手分析的途徑之一就是視外交政策為假設、目的與手段的完整結構。然后從兩個角度剖析這一結構：構成外交政策的各種各樣的因素；及假設和現(xiàn)實的一致性的程度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一種外交政策由于含有自相矛盾的因素，可能不會取得預期的效果。如果政治目的和軍事手段之間的合理次序被顛倒，如果基本的假設不符合現(xiàn)實或正在出現(xiàn)的變化，那么即使是始終如一的外交政策仍然可能無助于國家的利益。美國的中國政策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例子，說明一種政策失敗的原因所在。

　　顯而易見，一種外交政策格局中的各種因素的重要性不盡相同。我們的分析所強調的是這樣一個觀點：從送交門戶開放政策的照會到朝鮮進軍前夕這段時間內(nèi)，美國的中國政策的失敗是由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所決定的，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間失去了平衡。一種觀點認為，這種不平衡表現(xiàn)為有時是不愿意、有時是沒能力有目的地訴諸武力以達到政治目標。另一種觀點認為，這種不平衡看來是不愿意又不能放棄無法達到的目標，從而在一件毫無成功希望的事情中陷入糾紛。不平衡的第一個方面在至1947年止的美國政策中極為清楚地顯示出來，而第二個方面則于1947年至1950年6月這一時期赫然聳現(xiàn)。不愿訴諸武力和維護理想主義的目標是美國的中國政策的組成部分。正是這兩點使中國成為讓美國陷入窘境的難題，迫使美國選擇了在遠東由進到退的道路；正是這兩點使美國毫無爭取不斷勝利的機會，相反地卻擴大了美國最終失敗的結果。也正是這兩點構成了美國幻想的根源，她曾相信，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中國將成為一個大國，國共兩黨將建立聯(lián)合政府，共產(chǎn)黨中國不會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我們這樣簡要的解釋聽起來是非常明確的，但是分析的嚴密性要求我們還要進一步澄清復雜事態(tài)的意義。

　　在整個分析過程中，作者試圖解釋美國不愿意并且沒有能力有目的地訴諸武力或者干脆放棄無法實現(xiàn)的目標這一問題。這方面的剖析表明，美國的政策是她對遠東事務的總方針的必然結果——她的理論假設和政治及道義方面的考慮。本書明確探討或含蓄提出了對行動步驟所作的各種假設。這些假設當然是事后聰明，它們在當時并不是可行的選擇，因為它們與制定實際政策的既定假設和態(tài)度是背道而馳的。況且，誰也不能證明，另一套行動步驟就會成功地推進美國的理想和利益，而不會給她造成更大的損害。探討或提出這些可供選擇的假設主要是為了強調一點：如果曾經(jīng)有一套不同設想的話，那么就有可能采取一系列不同的行動步驟。

　　我們的分析暗示了一種信念，即可以用三種不同的觀點看待人類的行動。第一種觀點是我們可以從演員的角度看待人類的行動。從這樣的觀點出發(fā)，我們看到這些行動不僅僅是偶然的事件，它們是人類的思想，即演員的假設和思想所導致的事件。因此，集中研究制定政策的假設對主要以敘事形式寫成的著作來說是頗為有用的補充。

　　第二種觀點是，人類的行動及后果可以被理解為是復雜的“條件”的產(chǎn)物。演員的假設構成“條件”的一種類型，另外一種類型是“客觀條件”。演員有可能完全了解這一條件，也可能完全不了解。有一些“條件”是完全不受演員控制的。在這一分析的水平上，社會科學家總是用現(xiàn)在的眼光去看待過去的事件，試圖找出一種解釋人類行動的模式。從這一觀點出發(fā)，我們看到，美國政策的模式中最關鍵的部分是她不愿意并且沒有能力訴諸武力、或者放棄她雄心勃勃的目標，而不管演員本身是否完全意識到這一決定勝負的因素的重要性。在國際事務中不愿訴諸武力和隨時準備維護理想主義的原則在美國的態(tài)度中是根深蒂固的。人們認為它是美國精神的精華，然而，它對美國的行動自由和選擇自由卻構成了不可避免的和無處不在的限制。從第二種觀點出發(fā)，人類的行動似乎經(jīng)常遵循一條基本上由復雜的“條件”所決定的發(fā)展道路，而行動往往是在這些條件之下發(fā)生的。

　　關于第三種觀點，人們可能會提出如下的問題：制定政策的假設和想法如果是由“客觀”因素所決定，那么政策是否在實際上是超越于演員的控制的？人們是否可以合理地爭辯：演員——個人、政府或國家——是可以采納一系列不同的假設的，是可以注重研究另外一組想法的？如果一系列不同的假設和想法占了優(yōu)勢，那么過去事態(tài)的發(fā)展是否也會不同？演員被合理地認為享有選擇的自由與他們并不享有這種自由之間的界限怎樣劃分？哪些是可供演員選擇的可能的行動方針？哪些是被客觀環(huán)境所排除的行動方針？可能發(fā)生的事件與本來不可能發(fā)生的事件之間的界限是什么？人類無法駕馭的事件與由于人類的自由選擇而導致的事件之間的界限又是什么？作者并未試圖對這些問題作系統(tǒng)的回答，雖然這些問題與本書所涉及的行動和政策有關。但是，即使是含蓄地提出這些問題，從一個方面來說，也是強調了占優(yōu)勢的假設和想法的控制性的作用，強調了由于人類對自己和環(huán)境的了解而強加于行動的限制。另一方面，這些問題的提出使人們注意到通過對自己的了解而有意識地改變?nèi)祟愃枷氲目赡苄院途窒扌�，注意到通過對外部世界的了解而擴大人類對客觀條件的控制范圍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注意到人類自覺地掌握自己的歷史與命運的可能性與局限性。

　　本書主要是以第二種觀點加以闡述，但它必然是以第一種觀點開始，以第三種觀點提出建議的。對一個國家一種長時期的政策進行解釋，正如本書在此所試圖做到的那樣，是擔風險的工作，充其量作者只能做到洞察敏銳。而在一般情況下，他只能是貌似有理，因為他是從復雜的全局中選擇一個因素作為分析的焦點的。這一選擇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作者的理論假設、政治傾向和感情色彩，而這些都是由他的整個社會背景所決定的。同時，也存在著一種嚴重的危險，即分析的嚴密性可能不符合歷史的復雜性。探索歷史事件的意義、試圖將外交政策看作是由互相聯(lián)系的因素組成的結構，可以賦予歷史事件比其本身實際享有的更多的連貫性與邏輯性。我們現(xiàn)在的態(tài)度和思維習慣也可能會妨礙我們?nèi)�面了解另一個時代的輿論。全神貫注地學習過去的經(jīng)驗可能妨礙我們?nèi)�面地認識美國官員是在何等困難的環(huán)境下和目標的限制下不辭辛苦地工作的。所有這些內(nèi)在的人類智力上的局限性對當前的這一工作來說，都有著特別的嚴重性。作者希望，通過對這些局限性進行全面的了解，能夠避免一些易犯的錯誤。只要有必要，分析的嚴密性便讓位于歷史的復雜性；分析貫穿于整個對歷史的敘述。因此，本著作既不完全屬于政治科學的領域，也不完全屬于歷史的領域。它并不是一部嚴格地按年表的順序而寫的敘事歷史著作，也不是一部僅僅由邏輯大綱主宰的純分析性的著作。當論證一種分析需要敘述歷史事件時，年代表便附在后面。當有必要進一步闡明某種觀點時，作者采用了邏輯的順序。因此，本著作處于政治科學和外交史重疊的邊緣地區(qū)，分析和敘述是混為一體的。我們的希望是，如果它不能更多地增加我們對事實的了解的話，也能引起我們對政策的假設這一抽象領域的重視，使我們能更加敏銳地洞察我們的行動的明智或愚蠢，使我們汲取的教訓系統(tǒng)化。我們的觀察力，的確也是我們的偏見，也可能使我們注意到?jīng)]有給予充分強調的全局的某個重要的方面。我們所做的這一努力是否有價值要由別人判斷。

　　從珍珠港事件到麥克阿瑟將軍的鴨綠江總攻勢崩潰時期的中美關系的各個階段的杰出著作極大地便利了對美國政策的研究工作。赫伯特·菲斯的《中國的糾葛》為我們提供了從珍珠港事件到馬歇爾出使中國期間美國對華政策的權威性的報道。查爾斯·F.羅曼納斯與賴利·森德蘭的美國軍隊在中國、緬甸、印度的軍事歷史三卷本著作為我們提供了有關美國的遠東戰(zhàn)略，美國在中國的軍事活動的詳情，并揭示了中國國內(nèi)政治與抗日戰(zhàn)爭的聯(lián)系以及與此有關的事件。H.布雷德福·韋斯特菲爾德的《黨派政治和外交政策》對國會的“中國幫”和杜魯門政府在中國政策上的爭論進行了精辟的分析，這一爭論曾經(jīng)構成1946年至1950年的美國政策中最重要的階段之一。在作者完成了本書的研究工作之后，約翰·W.斯帕尼爾的《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分歧和朝鮮戰(zhàn)爭》出版了。在關于朝鮮戰(zhàn)爭的前六個月這一章的初稿完成之后，艾倫·S.惠廷的《中國跨過鴨綠江》出版了。斯帕尼爾的書對美國政策作了敏銳的分析�；萃⒌臅�在已問世的有關共產(chǎn)黨中國的外交政策的書中首屈一指。我們的研究結果和結論經(jīng)常與他們一致，但不總是這樣。

　　作者仔細查閱了這一時期所有公開發(fā)行的文件及其他與中國政策有關的原始資料。這些材料的總數(shù)，加上無數(shù)篇文章和研究著作，是令人驚訝的。這種努力已被證實是有價值的，因為它使我們能夠對隱藏在政策和行動后面的假設和想法進行全面的討論和論證。作者也利用了一些有助于理解中國的政治現(xiàn)狀和美國政策的中國資料來源。缺乏取得資料的途徑嚴重地限制了作者的這一努力。但是即使是有限的努力也導致了一些有趣的成果。

　　引言是對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的傳統(tǒng)政策的一般性的闡述，它主要基于有關這一時期中各個階段不計其數(shù)的研究著作。作者在腳注中對此表示了深厚的謝意。其中四部著作特別有幫助。它們是：赫伯特·菲斯的《通向珍珠港的道路》；書中詳細地闡述了1937年到珍珠港事件期間美國的遠東政策。保羅·W.施羅德的《軸心國和日美關系，1941年》；書中對美國的傳統(tǒng)的對華政策作了有趣的闡述。威廉·L.紐曼的論文《模棱兩可和自相矛盾的亞洲政策》及亞歷山大·德康德主編的《孤立和安全》，對美國政策的基本假設進行了分析性的闡述。A.惠特尼·格里斯沃爾德的《美國的遠東政策》看來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在學術、體裁和思想范圍內(nèi)，沒有任何后來的著作可與之媲美。對于這樣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們由于客觀原因，僅能查閱很少的原始資料。作者希望，對美國的傳統(tǒng)對華政策作了略為不同的解釋和評價的引言，將使我們在本書的分析具有更加深刻的意義和歷史的連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