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文學思想研究》：

　　古代文論這種人、文合一的特點從理論上為“老”進入批評領域提供了依據(jù)，文學自身的發(fā)展則使這種可能變?yōu)楝F(xiàn)實。

　�。ㄒ唬�“老”作為審美范疇的發(fā)展

　　“老”作為文論范疇在批評史上的正式出現(xiàn)，始于杜甫。他在《戲為六絕句》中稱：“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痹凇短K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中指出：“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敬贈鄭諫議十韻》：“毫發(fā)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奉漢中王手札》：“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顯然，“老”是杜甫對文學某一特點的理論概括。這里首先探討的問題是，“老”作為文論范疇為什么始于唐，在這個時期出現(xiàn)具有何種意義。

　　由質(zhì)趨文，是隋唐以前詩歌發(fā)展的基本軌跡。漢詩渾然天成，文中有質(zhì)，質(zhì)中有文。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解放，自我與審美意識覺醒，原本混沌一體的心物關系發(fā)生變化，自然與內(nèi)心作為審美對象被發(fā)現(xiàn)，文學的獨立性與價值得以確立，抒情性得到加強。建安文學“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氣”，有意識地追求辭藻之美。雖瞻而不俳，華而不弱，然文與質(zhì)已經(jīng)相離。曹丕提出“文以氣為主”、“詩賦欲麗”，就是對這一時期文學特點的總結(jié)。建安之后，詩歌歷經(jīng)玄言詩、田園詩、山水詩、永明新體詩和宮體詩等諸多變化，逐漸擺脫政治、道德觀念束縛，抒發(fā)情感自由無忌，追求辭藻聲色之美。這一發(fā)展趨勢至晉宋，詩歌已文盛質(zhì)衰，至齊梁則達到極致，文盛質(zhì)滅，“性情漸隱，聲色大開”（沈德潛《說詩啐語》）。僅就齊梁詩歌而言，它糾正晉宋詩酷不入情的弊病，強調(diào)吟詠性情，創(chuàng)新藝術形式與技巧，是詩歌發(fā)展的重要階段，但由于宮體詩輕艷浮靡，被視為亡國之音，使它長期得不到公允的評價。杜甫以“老”作評的庾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黜雕尚樸，“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四庫全書總目·庾開府集箋注提要》）。

　　庾信駢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杰之先路”（同上），在文學發(fā)展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他才高學博，少年得志，與其父庾肩吾俱為蕭綱文學團體的核心成員，參與和改變了當時的文學風尚①。侯景之亂打破了梁朝的太平景象，出使被羈、轉(zhuǎn)為仕周、國破家亡的痛苦經(jīng)歷，使庾信由“結(jié)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結(jié)客少年場行》）淪為“骯臟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擬連珠》二十二）。變故讓庾信失去的不僅是親人，還有玄學信仰和高門世族的文化優(yōu)越感。他從變故中得到的也不僅是痛苦、尷尬與失落，還有反思求索、融貫南北文化、超越自我的機會。庾信最終超越了個人的不幸，以博大寬厚的胸懷，運用蕭梁時期積累的藝術技巧，繼承魏晉言志抒懷的傳統(tǒng)，接受北周素樸務實文化的影響，“窮南北之勝”（倪瑤《庾子山集注·注釋庾集題辭》），熔議論、敘事、抒情于一體，以麗語寫悲哀，創(chuàng)作出了情感深沉誠摯、境界遼闊悲遠的作品。和曹植相比，同是文質(zhì)兼被，曹詩爽健明朗，感情強烈，氣勢與辭采雙勝，是意氣風發(fā)者的奔放之詞，庾信作品則蒼涼雄麗，深沉內(nèi)斂，情性與聲色合一，是飽經(jīng)滄桑者“無窮孤憤，傾吐而出，工拙都忘”（沈德潛《古詩源》卷十四）的心聲寫照。對于庾信后期作品這種蒼遠渾厚、波瀾縱橫的特點，杜甫一言以蔽之日“老成”。

　　“老”體現(xiàn)的是庾信晚期作品對齊梁綺靡詩風的糾正與突破，具有進步意義。不過在杜甫之前，評者對庾信是毀多譽少。隋末大儒王通《中說·事君篇》認為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初唐幾部關涉庾信傳記的史書，如魏征《隋書·文學傳序》、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都對庾信持否定態(tài)度。《周書·王褒庾信傳論》甚至直斥庾信為“詞賦之罪人”。對于這種現(xiàn)象，明代張溥認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窮形寫態(tài)，模范是出，而敢于毀侮，殆將諱所自來，先縱尋斧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庾信集題詞》）這種說法不能成立。南朝浮艷文風積弊過深，深受其影響的隋與初唐詩歌要健康發(fā)展，批判不能不矯枉過正。隋文帝力主“屏黜輕浮，遏止華偽”（《隋書·李諤傳》），唐太宗反對“無益勸誡”的“浮華”文體（吳兢《貞觀政要》卷七），陳子昂高標風骨、興寄，都出于糾偏救弊的目的。庾信歷來被目為六朝詩歌的代表，受到批判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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