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王蒙

新華文軒集團在做一套當代作家的自選集，第一批將出版閻連科、梁曉聲、劉醒龍、張承志、王蒙的自選作品，目前簽約的則還有熊召政、王安憶、蔣子丹、方方、池莉、蔣子丹等同行文友，今后還將考慮出版港澳臺及海外華語作家的自選作品。好事，盛事！

現(xiàn)在的文學創(chuàng)作并沒有太大的聲勢，人們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實惠、更便捷、更快餐、更市場、更消費也更不需要智商的東西所吸引。老齡化也不利于文學作品的閱讀與推廣，因為老人們堅信他們二十歲前讀過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堅信他們在無書可讀的時期碰到的書才是最好的，就與相信他們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麗的一樣。新媒體則常常以趣味與海量抹平受眾大腦的皺折，培養(yǎng)人云亦云的自以為聰明的白癡，他們的特點是對一切文學經(jīng)典吐槽，他們喜歡接受的是低俗擦邊段子 。

孟子早就指出來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他強調(diào)的是心（現(xiàn)在說應(yīng)該是腦）的思維與辨析能力，而認為僅僅靠視聽感官，會喪失人的主體性，喪失精神的獲得。因為一切的精神辨析與收獲，離不開人的思考。

當然，耳目也會激發(fā)驅(qū)動思維，但是思維離不開語言的符號，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shù)，是思維的藝術(shù)，是頭腦與心靈而不僅僅是感覺的藝術(shù)。文藝文藝，不論視聽藝術(shù)能贏得多多少百倍更多的受眾，文學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是根本又是淵藪。文學的重要性是永遠不會過時與淡化的。

當代文學云云，還有一個問題，時文難獲定論，時文受時的影響太大。學問家做學問的時候也是希罕古、外、遠、歷史文物加絕門暗器，不喜歡順手可觸、汗牛充棟的時文。

但讀者畢竟讀得最多最動心動情最受影響的是時文。時文而曬一曬，靜一靜，冷一冷，篩一篩，莫佳于出版自選集。此次編選，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文革后新時期涌現(xiàn)的作家，基本上是知青作家。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創(chuàng)作歷程與近千萬字的創(chuàng)作成果。幾十年后反觀，上千萬字中挑選，已經(jīng)甩掉了不少暫時的泡沫，已經(jīng)經(jīng)受了飛速變化與不無紛紜的潮汐的考驗，能選出未被淘汰的東西來，是對出版更是對讀者的一個貢獻。以第一批作者為例，閻連科的作品扎根家鄉(xiāng)土地，直面歷史現(xiàn)實，古樸淳厚，力透紙背。梁曉聲身體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憫人，深邃追問，碧落黃泉，振撼通透，沉潛靜謐。劉醒龍對于長篇小說的投入與追求，難與倫比，鄉(xiāng)土風俗，哲思掂量，人性解剖，一以貫之，未曾稍懈。張承志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亦敘亦思，有描繪有分解，他的精神空間與文學空間縱橫古今天地，耐得咀嚼，值得回味。我的自選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間，偷閑學學少年，云淡風清，傍花隨柳，作猶未衰老狀，其樂何如？

我從六十余年前提筆開寫時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詩：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我曾用詩歌, 喚起人們善良的感情,

在殘酷的時代歌頌過自由,

為倒下去的人門，祈求寬恕同情。

……不畏懼侮辱, 也不希求桂冠,

贊美和誹謗, 都心平靜氣地容忍,

看到文友們的自選集的時候，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詩篇《紀念碑》。每一個虔誠的寫者，都是懷著神圣的莊嚴，拿起自己的筆的。都是寄希望于為時代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紀念碑來的。當然，還不敢妄稱這批自選集就已經(jīng)是普希金式的紀念碑，那么，叫路標石就好。幾十年光陰荏苒，總算有那么幾塊石頭戳在那里，記錄著時光和里程，記憶著希冀和奮斗，還有無限的對于生活、對于文學的愛惜與珍重。它們延長了記憶，擴展了心胸，深沉了關(guān)切與祝福，也提供給所有的朋友與非朋友，喚起各自的人生百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