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歷史沒有什么可以反對的。
1959年春，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到河南檢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游覽，見殿門兩旁懸掛著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胡耀邦念罷此聯后，對陪同人員說：讓我來改一改！說完，他高聲吟誦：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歷史在此刻穿越。兩代治國者對朝廷與忠臣、國家與人民的關系進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讀。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記錄最為完備的國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廣、中央集權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如何長治久安，如何保持各個利益集團的均勢，是歷代治國者日日苦思之事。兩千余年來，幾乎所有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終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獨步天下。 在過去十年里，我將生命中最好的時間都投注于中國企業(yè)歷史的梳理與創(chuàng)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并出版《激蕩三十年》上、下卷，隨后在2009年出版《跌蕩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底出版《浩蕩兩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由此，完成了從公元前七世紀管仲變法到本輪經濟改革的整體敘述。 就在我進行著這一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之際，我們的國家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刻，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讓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而同時，種種的社會矛盾又讓每個階層的人們都有莫名的焦慮感和受傷感。 物質充足與精神空虛、經濟繁華與貧富懸殊、社會重建與利益博弈，這是一個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國家，你無法離開，你必須直面。 如果把當代放入兩千余年的歷史之中進行考察，你會驚訝地發(fā)現，正在發(fā)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經濟變法，每一個繁華盛世，每一回改朝換代，都可以進行前后的印證和邏輯推導。我們正穿行在一條歷史的三峽中，它漫長而曲折，沿途風景壯美，險灘時時出現，過往的經驗及教訓都投影在我們的行動和抉擇之中。 我試圖從經濟變革和企業(yè)變遷的角度對正在發(fā)生的歷史給予一種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一再地追問這些命題，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系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guī)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 我的所有寫作都是為了一一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F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歷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歷史，其實都是基于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chuàng)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準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于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么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歷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然而，我更愿意相信易卜生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對于他所屬于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是為總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