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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特別版)》敘述了一個非凡的秘密警察，一個陰影般的險惡幽靈：戴笠的一生。他的生活體現了20世紀中國所具有的、再封建式的多變個性與難以逾越的職業(yè)紀律之間的平衡。戴笠及其創(chuàng)建的國民黨特務組織，是蔣介實反共反人民的忠實爪牙，在為蔣排除異己，維護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以及保護蔣介實安全方面效盡犬馬之勞，犯下了種種罪行。同時，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在抵抗日寇、鏟除漢奸方面也做過一些工作。

幽靈
戴笠是黃埔軍校第六期騎兵科沒有畢業(yè)的學生。他雖不擅長騎馬，卻很喜歡馬。因他面帶馬相，特別是有嚴重的鼻炎，時時流鼻涕，很像馬一樣成天哼個不停，每日要用很多條手帕擤鼻涕。他很迷信“人的面相肖動物是主大貴之相”。別人當面說他舉止和馬一樣，他也不以為忤，反而沾沾自喜。后來他用的化名也叫馬行健，居然以馬自居。他常說愿為蔣介石終身效犬馬之勞，他是甘心為這個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暴君充當犬馬并引以為榮的。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
這本書敘述一個非凡的秘密警察，一個陰影般的險惡幽靈，他的生活體現了20世紀中國所具有的、在封建式的多變個性與難以逾越的職業(yè)紀律之間的平衡。曾經既是個有自覺意識的游俠又具有現代組織才干的戴笠，想通過樹立起一種適于統(tǒng)治充滿共和政治陰謀的拜占庭式世界的個人英雄主義，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自我。
他的這個自我并非僅僅從實用出發(fā)，而是中國的新精英們在1911年廢除帝制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新型職業(yè)中的一個，這些職業(yè)包括銀行家、記者、律師、家庭主婦、軍官、女演員和醫(yī)生等。這些新穎的身份反映了現代中國在形成過程中的許多取舍：國家企圖以自身來取代家庭的努力、舊科舉制度廢除后對職業(yè)教育的普及，以及取代那些隨著帝王時代儒家體系的消亡而破落的儒生——文官們的新興社會階層的出現。
戴笠來自于這樣一個背景：作為閉塞的“中等縣城”里的精華，這些年輕人離開了世代居住、樹陰稀疏的村子，為升官發(fā)財而奔向繁華的沿海城市。這群年輕的冒險家們好比社會棄兒，雖然缺乏引導，但卻雄心勃勃，受著“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民族使命的驅使。盡管許多人無力實現這種使命，而戴笠卻能克服某種城鄉(xiāng)間的巨大差別——在具有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個人關系的鄉(xiāng)村世界與一個更加廣闊、充滿職業(yè)責任和冷冰冰的專業(yè)知識的領域之間的差距。
在前者的后面是等級制，這種意識處處體現在戴笠對他特工部下的家長作風之中。與戴笠對待下屬的冷漠態(tài)度十分不相稱的是戴笠廣泛的個人關系網：從家鄉(xiāng)江山縣至省會然后到上海、廣州及最終的南京；從河里的舢板至汽船最終到飛機；從“江湖”好漢的小股密探，到受過高級訓練的特務和使用電子竊聽的先進間諜行業(yè)；從與中國的幫匪及惟利是圖之徒結伙，到與英國特工和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情報官員們?yōu)槊恕?/span>
這種延伸部分是由于中國新的城鄉(xiāng)差別，在戰(zhàn)時尤其如此。戴笠最初在中國的城市環(huán)境里找到了作為一個特工頭子的落腳點，那里成了他的部下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階段進行綁架、酷刑和暗殺的理想環(huán)境。當時的軍閥混戰(zhàn)集中在鐵路、河流和城市方面。但抗日戰(zhàn)爭使戰(zhàn)地從城市轉移到了農村，并“從空間和時間上被分散了”。戴笠在城市里的對手們離開了上海的弄堂深處，集中精力在內地的農村根據地開展新形式的斗爭，包括群眾動員、經濟戰(zhàn)、滲透、顛覆和宣傳。
戴笠對這種變化表示歡迎，盡管這使他在對付共產黨的斗爭中竭盡了全力，絞盡了腦汁。特別是，作為一個能干的領導人，他具有包容對立面的能力。憑著個性的力量，戴笠從自己在軍隊里的勁敵手中贏得了對國民黨鄉(xiāng)村武裝力量的控制，并制定了一系列后勤計劃來迎接即臨的內戰(zhàn)(爆發(fā)于1946年，他死的那年)，從而再次成功地克服了戰(zhàn)略轉變。
戴笠對自己個人領導作風的依賴具有一些短處。首先，這經常引起他與國民黨內勁敵之間的爭斗，弄得兩敗俱傷，消耗了自己的元氣。其次，為迎合蔣介石，同時也為了在那些具有他所缺乏的戰(zhàn)地經驗的老資格軍事將領眼里擺脫自己的自卑感，他采用了夸張的軍事作風來訓誡下屬。第三，這使他不能把權力下放，也使他無法信任把信息落在紙上，來形成真正現代的情報組織中常見的“檔案”。相比之下，他更相信自己驚人的記憶力。第四，這使他無法欣賞他的頭號敵人毛澤東所具有的更加戲劇化甚至是不修邊幅的政治風度。
然而，最終還是戴笠不達目的死不罷休的毅力和狡猾機敏，而非政治偶然或官僚政治的需要，在那個革命的時代把他推上了中國政治的頂峰。當然，社會進程和經濟發(fā)展永遠是重要的世間變化的原因，但政治絕非只是附帶現象。盡管有一種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的虔誠觀念，個別男女生動而強大的個性一直是我們所了解的歷史當中的關鍵因素。

第七章力行社與藍衣社這個社團的背景現在已經交待了。人們管我們叫藍衣分子或恐怖分子。這沒關系。關鍵是如何制造一個新的革命氣氛來引導革命群眾……在中國必須采取果斷的行動來暫緩局勢，這也是一種根本的解決辦法。而我們現在需要的正是一種根本的對策。我們當前的問題不是日本人。我們的問題不是東北省份及熱河受到侵略。假如我們能夠維持現狀，目前就夠了。作為一個革命政府，丟失一點領土關系不是太大。當我們的力量不足時，撤退是自然的。今天我們丟失了領土，但當我們有力量時，我們將把它們奪回。歷史告訴我們，失去領土的人們必須努力才能收復它。重要的問題是民族的生存。為使中國免遭毀滅，我們應當重振民族精神。雖然我們僅有一個縣的領土，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重振中國民族精神，我們就能夠收復失去的領土。為了這個根本解決辦法，我們的組織應當擔負起責任——重振我們的民族精神……忠、孝順、德性、愛、和與平應當成為我們取得禮、義、廉和恥的核心指導原則——中國的民族精神由它們組成。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全靠了這些。我們若要革命成功，我們必須建立黨的獨裁。傳說中的蔣介石秘密演講（1932年春）外圍組織1932年3月1日，在宣誓成立力行社的次日，力行社的創(chuàng)始人們在南京黃埔路的辦公室開了一次干部會議。開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領導班子并成立外圍組織。賀衷寒主持會議，鄧文儀宣讀了蔣介石定的該組織干事名單。干事會將成為該社的常務領導班子。該社第一年的常務干事兼書記是總書記滕杰。次年由賀衷寒接替，第三年由劉健群擔任。除書記處以外還有四個部門：鄭介民負責的總務處，蕭贊育下面的組織處，康澤領導的宣傳處，以及先由桂永清、后由戴笠指揮的特工處。1933年1月，從各外圍組織來力行社的代表變得越來越多，又一個檢察會成立了。它負責指導分支機構的工作、執(zhí)行紀律、審查賬目和主持新成員入社的宣誓儀式。其成員聽從干事會指揮，但他們有權在組織內關押和槍決不法分子，而相關的秘密報告可以直接呈送力行社書記處。為執(zhí)行保密原則，他們都宣誓不泄密，干部們決定建立兩個前沿組織。第一個是“革命軍人同志會”，潘佑強為常務干事和總書記。這個同志會很快就辦得非常成功，其會員也迅速增加。許多人認為它之所以得人心是由于胡宗南的資助，該同志會被當作是“浙江圈”（包括戴笠）在軍隊里的一個臂膀。結果，革命軍人同志會很快被解散了。1933年春力行社成立代表大會后，蔣介石以它會干擾軍隊里的正常指揮系統(tǒng)為理由，命令廢除革命軍人同志會。但他授權在力行社總部內成立了軍事處，并任命杜心如為其頭目。第二個外圍組織存在的時間與力行社一樣長，它叫“革命青年同志會”，是力行社的一個“內層”。葛武啟任常務干事和總書記，干國勛負責組織，康澤管宣傳，劉誠之調度總務。革命青年同志會是力行社最早的掩護組織：它的名字被用來招收新成員，在它的資助下，許多力行社的特務活動得以在其他組織和機關里展開。大多數成員是黃埔的畢業(yè)生或其他右翼組織的中層干部。另外還有包括大學教授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以及黨組書記、科長、處長、局長和廳長這類的中層官僚。組織內層的所有骨干或書記要么是力行社成員，要么是在該社通過支會擴大后的中央級干部。革命青年同志會的總部設在南京中央軍事學校明瓦廊大院內校友信息局的調查處里面。革命青年同志會一度有兩萬成員，經過“民主集中”和預算制度得到加強。該會的每一層經費由上一級撥給。總經費由會員費補貼，但主要資金來自軍事委員會的一個特別部門，并由蔣介石親自審批。該組織每一個層次的地方機構顯然都是軍事委員會下屬調查局的通訊處，負責調查軍事委員會中央各學校畢業(yè)生，同時又與黃埔校友會掛鉤。所有省市的分支機構的門上都掛有通訊處的牌子，它有權向本機構工作人員頒發(fā)身份證。不過，書記們和各組的頭目能以參謀一類的軍事頭銜公開活動。每個分支機構都有代名。選定的代名須經省一級或中央辦公廳的批準，然后便可在所有的通訊中使用。高一級的組織會以“弟”稱呼低一級的組織，下級組織則以“兄”稱呼上級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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