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在1932年訪問伊朗的時候曾說“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會根據(jù)自己的力量、國情和需求解決自己的歷史難題，但是他們各自用以照亮前進之路的明燈卻必將匯聚成照亮知識的共同光束……只有精神之光閃亮之時，人類的聯(lián)合方始為真�！彼�是最具創(chuàng)造性的“亞洲意識”的倡導者之一，并在20世紀初進行了跨亞洲地區(qū)的知識、文化和政治對話。泰戈爾1924年訪問中國時，曾呼吁亞洲各國文化之間的密切交流。受美國1924年通過的移民法案的刺激（即通常所稱“排斥東方人法案”），一些泰戈爾的崇拜者甚至在上海成立了一個亞洲文化協(xié)會，以增進全亞洲人民的團結(jié)。泰戈爾在圣蒂尼克坦開創(chuàng)的國際大學也設(shè)立了中國學院，系統(tǒng)地研究中國文學、藝術(shù)和文化。作為回報，泰戈爾在中國是僅次于莎士比亞的被翻譯作品最多的外國作家。

　　在拙作《一百個地平線》中，我認為泰戈爾是普世價值的雄辯的支持者，盡管他支持的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普世主義。他在20世紀初的全球思想界這個大競技場上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也希望能為鑄造全球化的未來作出貢獻。他的世界大同主義并不是出自抽象的理性思考，而是來自于當?shù)匚幕�的沃土和對母語的淵博知識。泰戈爾是國家至上論的嚴厲批評者，他常驚駭于現(xiàn)代民族國家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但是他熱愛哺育了他的土地，從未放棄反殖民主義的基本立場。他只是不希望印度的愛國者模仿歐洲的國家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