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能離開傾向來提出問題。因此，我有必要再來談談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二大期間，所謂“左”派，作為有組織的力量而構(gòu)成的所謂“左”的危險并不大。但“左”的傾向，對于國際的危險卻是極其嚴重的。請回憶一下對待工會問題的態(tài)度，當時就有一批以已故約翰·里德及英美其他同志為首的同志，硬要我們輕視工會。作為有組織的力量，這種“左”的危險幾乎并不存在，但“左”的傾向卻是非常危險的。假如去年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作出讓步，那我們今天的處境會怎樣呢？共產(chǎn)國際能夠存在嗎？那我們就給茹奧先生和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其他先生幫了忙。所以，不能說，來自右邊的重大危險，是半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體系，而來自“左”邊的重大危險，只是一些無組織的小集團。問題在于，如果這種傾向在我們的隊伍中確實存在的話，那就看它會不會成為一種巨大的危險。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偏巧這種傾向成為我們運動的最嚴重的危險，這不是不可能的。

　　大會上的爭論使我本人認識到，我們要像在二大期間那樣，不能低估這種傾向，不能放過這種傾向。從歷史的角度不難解釋這種傾向的由來。在二大期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宗派主義危險。貝爾同志曾對我的講話表示不滿，因為我在講話中指出，在英美兩國，宗派主義危險至今依然存在。這種危險并不是由于我們黨要成為宗派主義的黨而產(chǎn)生的，它是歷史大踏步前進的必然產(chǎn)物。在這方面起作用是占首要地位的經(jīng)濟因素，即英國工業(yè)的發(fā)展水平，它的壟斷地位等等。但在很大程度上，問題也取決于我們黨的觀點，所以，我們應該提示英國和美國同志，危險依然存在，他們?nèi)匀幻撾x群眾。這已為種種實踐，例如煤礦工人罷工等所證實。這樣一個黨，要想使運動在政治上取得成果，自然還難以做到。要知道，對于我們來說，英國至少具有同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一樣的作用。我們怎么能忽視這種危險呢？第二次代表大會曾竭力動員同志們接近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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