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孫邦華教授的研究生張睦楚博士的畢業(yè)論文通過了畢業(yè)答辯，即將出版，張睦楚博士自讀碩士研究生起，就一直參與我和她的導師共同主持的幾項重點課題，如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的《晏陽初全集新編》四卷本、天津教育出版社資助項目《晏陽初年譜長編》以及民國人物口述史研究。她在其中展現出的勤奮好學、執(zhí)著敏銳都使我印象深刻，平時她也常常受導師的指派來我這里或交流學術動向、研討共同關心的前沿課題，或幫我看稿，或與我聯署撰寫論文等，自然而然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系。從廈門大學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之后，她一直對中國近代教育史有著濃厚的興趣，在求學階段逐漸明確了自身的學術志趣和研究方向，曾多次獲得北師大優(yōu)秀研究生、國家獎學金、通鼎優(yōu)秀博士生獎等高級別獎勵，并曾獲國家公派推薦資格赴臺灣地區(qū)及加拿大、美國、英國聯合培養(yǎng)與深造，從而拓寬了學術視野，并豐富了她的人生閱歷。在她獲得教育史博士學位時，還獲得了北師大優(yōu)秀畢業(yè)生光榮稱號。作為一個和他們師生有多年交誼的老年學者深感欣慰，愿意鼎力推薦出版。
張睦楚博士本次出版的著作收集了國內難以獲得的資料、史料、檔案、文集，通過留學生在美國境內留下的海量且無比珍貴的史料，重新、翔實地勾畫出這一彼岸的最為重要的學生社團的發(fā)展歷程。主要討論了近代最具有影響力，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海外留學生自治組織留美中國學生聯合會。這一留學生聯合會作為近代學生社團的母體，脫胎于近代轟轟烈烈的留學運動背景之中。在當時出現的諸多學生社團中，由于其所吸納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最多，聚集了大批留學北美的青年學子以及其他社團中的許多精英分子，而這部分留學精英分子又廣泛分布于北美各地，加之該聯合會有效地組織與開展了各項會務事業(yè)，因而在留美學生群體之中產生的影響力也是最為巨大的。留美中國學生聯合會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自然具有對其他學生社團的示范與指導作用，在留美青年當中也具有極大的影響及感召力。通過她的研究，認為留美學生聯合會中始終存在著兩股截然不同的意識，一派是以中國自古以來根深蒂固且獨特的民族意識所主導的觀念，秉持這一態(tài)度與觀點的留美學生聯合會中的學生群體在對國體的主觀選擇、對日態(tài)度、愛國理念、教育構想、宗教及文化方面有著明確的看法；另一派留學生則明顯受到美國思想的影響，對以上問題更傾向于采取一種趨于自由主義基調的看法，他們對于以上相同的問題進行了不同的理念建構。
當然，在著作中她也指出這兩股意識很顯然并不能夠完全涵蓋聯合會當中所出現的所有差異甚至沖突，只是基于當時學生社群的特征、留學狀況所選取的最主要的意識支流而進行的研究，其研究及回溯也并不僅僅在于描述歷史的真實面向，更在于對二者相互關系的深層原因進行仔細的探討。研究同時發(fā)現，之所以在留美學生聯合會中會出現民族意識與自由主義兩股意識流相互交織的現象，這恰恰是由該會本質所決定的。聯合會的本質是借由留學生的熱情與團結精神集結而成的海外學生社團，這一由學人團體所組成的公共領域也因此深具開放性與公共性的特質，于是聯合會對于不同組織、不同意見、不同理念的包容度也十分巨大。通過研究也發(fā)現，聯合會當中所存在的這兩類意識的差異與相互之間的作用，也是推動留美學生聯合會這一學生群體發(fā)展的重要動力。可以說，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是一個剛剛萌芽的概念，它在發(fā)展、壯大的方面必然經歷著一系列的難題，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本書力圖在近代學人社團的視域之下聚焦民族意識與自由主義相互關系的研究，以期對研究其他類似的留學生群體、近代學人社團，乃至現今學術團體的發(fā)展能夠有所借鑒。
如今，張睦楚博士的著作即將出版，可喜可賀。作為一名青年研究者，我從她的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學術潛力。我認為她做人做事十分認真，有著極強的意志力與行動力，讀研期間她曾被派赴英國做交流學者、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做交流學者、赴臺灣有關高校訪學。她的學術起點較高，自身也有非常好的資質，相信她未來會有所作為的。當然，學術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無論在今后的學術研究還是在生活中，倘若她遇到困難時，我仍將盡自己所能為她提供必要的幫助，并希望繼續(xù)保留隨時向年輕學子學習的渠道。歡迎她像之前一樣與我和我的老伴來聊一聊，除了給她一些建議之外，我也會嘗試著理解這一代年輕人的困惑和期待，只要能為他們這代人的學術之路助一臂之力，我也覺得非常欣慰了。

宋恩榮
2017年12月4日
于北京寓所薊門軒


序　　二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屬后發(fā)外源型，西潮的沖擊是中國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歷史動因，這基本上已成為中國現代化研究中的共識。西學東漸則是西潮的核心，研究中國的現代化就不能不關注西學東漸。人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交流中的主體因素，研究西學東漸既要盯著從歐美輸入的各種西學這一客體，更應該關注往來于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使者。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使者角色的人中，以傳教士為主體的寓華西人和海外留學生是學術界廣受關注的兩大群體。16～19世紀（明末至清末）以傳教士（天主教和新教）為主體的寓華西人是西學東漸和中學西漸的先鋒和中堅，利瑪竇（Matteo Ricci）、艾儒略（Giulio Alen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白晉（Joachim Bouvet）、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偉列亞力(Alexander Wylie)、合信（Benjamin Hobson）、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傅蘭雅(John Fryer)、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花之安（Ernst Faber）、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人則是把西學傳入中國的典型代表。盡管中國19世紀末才開始向歐美、日本派遣留學生，但是，進入20世紀后，海外留學生在輸入西方文化上的作用迅速上升，很快就取代了以傳教士為主體的寓華西人的地位，成為獲取和傳播西方文化的骨干。對于西學東漸的這兩大群體，我于1988年開始致力于對清末以新教傳教士為主體的寓華西人的學術研究。對海外中國留學生群體關注多年，心里一直有個想法，在合適的時機，自己或者引導條件比較好的研究生開展這一領域的學術研究。
2010年秋季，張睦楚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攻讀中國教育史專業(yè)的碩士學位，經過雙向選擇，成為我指導的一名研究生。她學習非常勤奮，英語水平比較高，是研究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的好苗子。在碩士學位論文選題時，我建議她以于1924年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為研究對象。為準備該問題的研究，她還特別申請赴臺灣師范大學進行半年時間的交流學習，廣泛收集中基會原始文獻，向相關專家請教。經過2年多的研究，所提交的碩士學位論文于2013年獲得了答辯委員會的充分肯定，被評為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接著她繼續(xù)跟隨我攻讀博士學位，與我商定以民國時期中國留美學生群體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方向。
1928年，舒新城撰著《近代中國留學史》開啟了中國留學史的研究，迄今該領域的研究已成為教育史、歷史學等諸多學科比較關注的學術領域，碩果累累。美國學者勒法吉（Thomas Lafargue）的《中國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臺灣學者瞿立鶴的《清末留學教育》、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林子勛的《中國留學教育史(1847～1975年)》、陳瓊□的《清季留學政策初探》、陳三井的《旅歐教育運動：民初融合世界學術的理想》，中國大陸學者王奇生的《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和《留學與救國抗戰(zhàn)時期海外學人群像》、李喜所的《近代留學生與中外文化》、田正平的《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劉曉琴的《中國近代留英教育史》、葉雋的《另一種西學中國現代留德學人及其對德國文化的接受》、章開沅和余子俠合撰《中國人留學史》、周棉等人的《留學生群體與民國的社會發(fā)展》、陳志科的《留美生與中國教育學》等著作，是中國留學史研究成果中的代表性著作。已有的中國留學史研究成果主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有關中國留學運動出現的原因、留學生派遣制度的變遷（包括考選辦法、管理措施、獎勵辦法、留學生的使用政策等）；二是關于留學生對中國社會變遷，包括民主革命、西學東漸、社會思潮、鄉(xiāng)村建設、教育改革、科學研究等的影響與貢獻。但是，對于留學生在國外的教育活動本身學習、研究、生活、留學生組織及其思想等研究比較薄弱，甚至有些缺失，如果能夠掌握相關原始文獻，該領域還大有研究的空間。
張睦楚得到了國家留學基金委的資助，2014年8月至2015年10月，獲得赴加拿大約克大學、多倫多大學留學的機會，一方面跟隨研究中國教育問題的知名專家許美德教授學習研究，另一方面又不斷奔波于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等美國各大學的圖書館，廣泛地收集中國留美學生社團的檔案、中英文報刊、會議紀錄、留學生名錄、資料集、個人文集、日記等大量第一手珍貴史料，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和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所收藏的相關資料。張睦楚在對學術史和史料分析的基礎上，決定以留美中國學生聯合會（The Chinese StudentsAlliance in America）的歷史考察為研究對象，以中國近代教育社團與中外教育交流的關系為研究的切入點，分析社團內部的矛盾與沖突。
1914年，以庚款生資格正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留美學生年報》發(fā)表《非留學篇》批評西洋留學生在近代中國社會的作用遠遠不如東洋留學生，吾國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動力，多出于東洋留學生，而西洋留學生寂然無聞焉。其故非東洋學生之學問，高于西洋學生也，乃東洋留學生之能著書立說者之功耳。在清末民初，日本是中國人首選留學目的地，一批又一批青年懷著教育救國的壯志豪情負笈東洋，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東洋留學生確定成為清末民初輸入新知、參與民主革命的骨干，西洋留學生難以望其項背。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主角是由東洋留學生（陳獨秀、錢玄同等）和西洋留學生（胡適、蔡元培等）共同扮演的話，此后的主角就逐漸轉到以留美為主的西洋留學生身上了。尤其是在新思想的輔入、教育改革、大學校務、新興學科的教職、科學研究等方面歸來的西洋留學生自民國中期以后開始占據優(yōu)勢。
胡適認為留學的目的在于植才異國，輔入文明，以為吾國造新文明之張本，簡而言之，輸入新知，以再造文明。但是，同一時期的留美學生在如何再造文明的具體看法上存在著不同的思想觀點。他們在留美期間即圍繞著一些問題展開爭論，回國后仍繼續(xù)思想交鋒。胡適與梅光迪、吳宓，雙方在美國留學時對待古今中西問題發(fā)生思想分歧，胡適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后，以《新青年》為陣地，宣揚他的文學改良說，梅光迪、吳宓則在南京高師以《學衡》為媒介，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這兩派的思想沖突之史實已為學界所共知，但是，留美學生之間的思想矛盾與沖突何止前述胡適與梅光迪、吳宓兩派！何止這幾個人物！張睦楚的博士學位論文正是對1902～1931年留美中國學生聯合會內部所存在的民族意識與自由主義的想象、激進與冷靜、自由主義的理想與民族主義的現實、宗教與平等民主思想等矛盾與論爭進行剖析。通過對大量第一手史料的梳理，條分縷析，層層深入，為我們呈現出了當時留美學生群體一些鮮為人知的思想分歧。
天道酬勤，張睦楚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學習6年，學業(yè)進步很大，所完成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都得到評審專家和答辯委員會的贊譽，還在一些CSSCI期刊上發(fā)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兩次獲得研究生國家獎學金和北京師范大學優(yōu)秀畢業(yè)生稱號。張睦楚畢業(yè)后對博士學位論文又進行了一些修改、完善，獲知馬上出版，我作為她的導師，自然非常高興。希望她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堅持不懈，不忘初心，腳踏實地，不斷奉獻更好的學術成果。假以時日，她會成為彩云之南上空那朵美麗的彩云。

孫邦華
2018年2月7日
于北京京師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