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15
　　無止境的復合增長
　　資本總是追求增長，而且必須是復合增長。我認為資本再生產的這項條件如今構成一個極其危險，但人們大致上未認識、未分析的矛盾。
　　多數人不是很明白復利的計算。他們也不明白復合（或指數型）增長的現象及其潛在危險。如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他最近的犀利評論中指出，即使是傳統(tǒng)經濟學這門“憂郁科學”，也未認識到復利對負債上升的重要影響。1結果是有關2008年震撼世界的金融動蕩的一部分關鍵解釋，未能呈現出來。那么，有可能實現無止境的復合增長嗎？
　　近來有些經濟學家提出疑慮，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假定經濟可以無止境增長可能是錯的。例如，戈登（robert Gordon）在最近一篇論文中便表示，近250年來的經濟增長“很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獨特的一段時期，而不是經濟未來可以同樣速度無止境增長的保證”。他的說法主要是基于勞動生產力創(chuàng)新支持人均所得增長的路徑和效果。戈登與另外幾名經濟學家均認為，以前的創(chuàng)新浪潮遠比始于20世紀60年代左右、基于電子和計算機化的最近一波創(chuàng)新強勁。他認為最近一波創(chuàng)新浪潮的影響，不如人們普遍想象的那么強，而且無論如何，它的效力如今已基本耗竭（高潮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泡沫）�；�于這理由，戈登預測：“未來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將低于19世紀末以來任何一段較長的時間，而所得較低的99%人口的人均實際消費增長率，更將低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痹诿绹�，上一波創(chuàng)新的內在弱點，因為一些“阻力”而加重；這些阻力包括社會不平等惡化，教育成本上升但質量下降所衍生的問題，全球化的影響，環(huán)境法規(guī)，人口老齡化，稅務負擔加重，以及居高不下的消費者和政府債務。2戈登還指出，即使沒有這些阻力，相對于過去200年，未來經濟仍將度過一段相對停滯期。
　　政府債務是上面提到的一項阻力，這個問題在我撰寫本書時，在美國已變成一個各方互踢的“政治皮球”（各方熱烈議論但均不愿擔責），而許多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況。在媒體和國會，政府債務是許多刺耳和夸張的言論與主張的焦點所在。有心人一再表示，若不厲行節(jié)約，未來的世代將承受可怕的債務負擔；他們借此鼓吹嚴厲削減政府支出和社會工資，而這當然是一如既往地有利于寡頭集團。在歐洲，同樣的論點被用來為強加在整個國家（如希臘）身上的災難性赤字削減方案辯解，雖然我們不必發(fā)揮太多想象力，便能看到這種做法如何有利于德國等較富有的國家，以及富裕的債券持有人。在歐洲，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希臘和意大利政府被和平推翻，獲得債市信任的“技術官僚”暫時取而代之。
　　這一切使我們特別難看清債務復合增加、資本積累指數型增長，以及由此產生的危險之間的關系。必須注意的是，戈登關注的主要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這與總體國內生產總值大不一樣。這兩個指標均容易受人口狀況影響，但受影響的方式大不相同。隨意檢視總體國內生產總值歷史數據，我們會發(fā)現，在整個資本史上，財富與債務積累之間一直有松散的關系，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財富積累與公共、企業(yè)和私人債務積累之間的關系變得密切得多。我們會懷疑，債務積累如今恐怕是資本進一步累積的一個先決條件。若果真如此，我們眼前面臨一個古怪的情況：右翼共和黨人與其歐洲類似群體（例如德國政府）努力試圖降低負債，此舉正嚴重威脅資本的前途，其潛在影響遠遠超過歷來工人階級運動產生的威脅。
　　復利（復合增長）本質上非常簡單。我在儲蓄賬戶中存100元，年利率5%。年底時我的賬戶余額為105元，假設利率保持不變，第二年后賬戶余額是110.25元（如果是每月復利或每日復利，賬戶余額會大一些）。在第二年底，復利與單利的差別很小，只有0.25元。因為差額很小，不值得費心，因此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以年利率5%復利30年后，我將有432.19元，而如果是單利，則只會有250元。60年后，按復利計算有1 867元，按單利是400元；100年后，按復利是13 150元，按單利是600元。注意這些數字。復利曲線起初在頗長一段時間內升速非常慢（見圖1和圖2），然后開始加速上升，最后達到數學家所稱的奇點（singularity）——通向無窮大。曾經背負房貸的人，會體驗到相反的情況。在30年房貸的頭20年中，待還的房貸本金降得非常慢，然后減少的速度會加快；在最后2~3年，房貸本金以非常快的速度減少。
　　有些經典趣聞可說明復利和指數型增長的性質。某位印度國王想獎勵國際象棋的發(fā)明者，而這位發(fā)明者要求的獎賞，是棋盤上第一格放一粒米，接下來每一格的米粒數目每次均增加一倍，直到填滿所有方格。國王爽快地答應了，因為這獎賞看來微不足道�？墒�，到了第21格時，米粒的數目已經超過100萬，而在第41格（超過1萬億粒）之后，整個世界都沒有足夠的米可以填滿剩余方格。這個故事的一個版本是國王因為覺得自己被騙而憤怒不已，砍了國際象棋發(fā)明者的頭。這個版本說明了復利刁鉆微妙的性質，告訴我們復利的隱匿力量很容易被低估。在復合增長較后期的階段，加速的情況出乎意料。
　　復利的危險，可用德魯森（peter thelluson）的案例說明。他是富裕的瑞士商人銀行家，住在倫敦，設立了一個60萬英鎊的信托基金。根據他的遺囑，在他1797年逝世后，該基金在接下來100年間皆不可動用。如果能保持7.5%的復利，該基金到1897年時價值將達1 900萬英鎊（遠遠超過英國國債），屆時這筆財富可分配給德魯森幸運的后裔。當時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有4%，這筆遺產到1897年時規(guī)模也將等同英國全部國債。復利將令驚人的金融權力落在私人手上。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英國在1800年通過法案，將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內。德魯森的下一代對他的遺囑提出異議。經過多年訴訟，該案于1859年最終審結，訴訟費用耗盡了德魯森的整筆遺產。狄更斯小說《荒涼山莊》（Bleak House）中著名的詹狄士訴詹狄士案（Jarndyce vs. Jarndyce），便是以此為藍本。3
　　18世紀末涌現出一些有關復利作用的興奮評論。1772年，數學家普萊斯（richard price）在一本小冊子中寫了一段后來令馬克思覺得有趣的話：“采用復利算法的錢，起初緩慢增加。但因為增加的速度持續(xù)加快，一段時間之后，它的增速快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力。耶穌誕生時拿出1便士，如果保持5%的復利，現在它的價值等同于1.5億個地球的黃金。但如果只是單利，則不過是變成7先令4.5個便士而已�！�4我們在這里再度看到，人們對于復合增長可以產生“超乎所有人想象力”的結果感到驚奇。如今我們是否也將為復合增長可以產生的結果感到震驚呢？有趣的是，普萊斯的主要觀點（與當前的一批憂心忡忡者大不相同）是利用復利的力量，既有的國債可輕易償清（一如德魯森的案例顯示）！
　　麥迪遜（angus maddison）煞費苦心地嘗試計算幾個世紀的全球經濟產出增長率。很顯然，他追溯到越久遠的年代，相關資料就越不可靠。當中重要的一點是，1700年之前的數據越來越仰賴于利用人口估計數推算總體經濟產出。不過，即使在當前年代，我們也有很好的理由去質疑原始數據，因為當中包括一些國家范圍的負面事件（例如交通意外和颶風造成的經濟后果）。一些經濟學家以許多測量方式會誤導人為由，有力地鼓吹改變國家經濟產值的計算方式。但根據麥迪遜的研究結果，資本自1820年以來的復合增長率為2.25%。這是全球平均數。5顯然歷史上某些時期（例如“大蕭條”時期）和某些地方（例如當代的日本），增長率微不足道或甚至是負數，但也有一些時期（例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一些地方（例如過去20年的中國），增長率遠高于長期平均數。上述平均數略低于財經媒體和其他地方普遍認為可接受的最低增長率3%。增長率低于3%時，人們會說經濟疲軟；增長率跌破零則被視為經濟衰退的指標，增長率長期低于零則被視為經濟蕭條。在“成熟經濟體”，增長率顯著超過5%往往被視為經濟“過熱”的跡象，這種情況總是伴隨著通貨膨脹失控的威脅出現。近年，即使在2007~2009年的“崩盤”時期，全球經濟增長也相當穩(wěn)定，保持約3%的增速，雖然大部分增長是新興市場（例如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這4個“金磚國家”）貢獻的。2008~2012年間，“發(fā)達經濟體”的增長率跌至1%或更低。
　　根據麥迪遜的估算，如果以1990年的美元幣值計算，全球經濟產出在1820年為6 940億美元，1913年時增至2.7萬億美元，1973年時為16萬億美元，2003年時接近41萬億美元。德�。˙radfordu delong）提出不同的估值（同樣以1990年的美元幣值計算）：1850年為3 590萬億美元，1920年增至1.7萬億美元，1940年是3萬億美元，1970年是12萬億美元，2000年是41萬億美元，2012年為45萬億美元。德隆估計的最初經濟規(guī)模較小，復合增長率則較高。雖然兩組數字差異頗大（證明這種估算十分困難，往往相當隨意），但復合增長效應均清楚可見（雖然有顯著的時間和地域差異）。6
　　那么，我們就以3%的復合增長率為基準。按照這個增長率，多數（甚至是全部）資本家可以從他們的資本上獲得正收益率。眼下要維持令人滿意的增長率，我們一年必須為額外的近2萬億美元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而在1970年，額外“僅有”60億美元。到2030年時，全球經濟產出估計將超過96萬億美元，屆時我們將必須替近3萬億美元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此后的金額更是天文數字。情況有如我們到了棋盤上的第21格，無法繼續(xù)下去。這看來完全不像是可行的增長軌跡，至少在目前看來是這樣。想象一下，如果資本積累的復合增長率持續(xù)不變，物質基礎設施、城市化、勞動力、消費以及產能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巨大擴張，相對于未來一個世代將顯得微不足道�？纯醋罱咏�你的城市1970年時的地圖，再對照今天的情況，然后想象一下：如果未來20年間，它的規(guī)模和密集度增加3倍，情況會是怎樣？
　　不過，如果我們假定人類社會演化是由某條數學公式決定，那將是嚴重的錯誤。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1798年首度提出他的人口論時，正是犯了這種錯誤（大約就在那時，普萊斯等人則在歌頌人類事物指數增長的力量）。馬爾薩斯的論點與本章的議題直接相關，同時也有警世意味。他指出，一如所有其他物種，人類的數目傾向于指數增長（也就是復合增長），而以當年普遍的農業(yè)生產力狀況，糧食產出最多只能以算術級數增加。久而久之，隨著勞動力投入農業(yè)的報酬遞減，人口增長率和糧食供給率之間的差距可能將進一步拉大。兩條曲線的距離擴大，被視為反映出人口造成的資源壓力日增。馬爾薩斯認為，隨著糧食供給缺口擴大，多數人將無可避免地面臨饑荒、貧窮、傳染病、戰(zhàn)爭，以至各式各樣的疾病。這是一種殘酷的制衡，使人口增長保持在自然承載力理論上允許的限度內。馬爾薩斯的反烏托邦預測落空了。有鑒于此，他后來擴充他的理論，納入人類在人口相關行為上的變化，也就是所謂的“道德制約”，例如晚婚、節(jié)制性欲，以及其他控制人口的（心照不宣的）手段。這些做法可抑制，甚至是扭轉人口指數增長的傾向。7馬爾薩斯另外的重大失敗，是沒能預料到農業(yè)的工業(yè)化發(fā)展，以及殖民擴張之下，先前不事生產的土地（尤其是美洲）投入生產糧食，使得全球糧食產出快速增加。
　　我們訴諸資本積累指數增長的傾向，是否有可能重蹈馬爾薩斯的覆轍，假定人類社會的演化遵循某條數學公式，而非反映能適應新環(huán)境的靈活的人類行為？若果真如此，資本一直以來以及目前是否正以某些方式，去容納必然呈指數增長的積累過程（假設是這樣）與可能限制指數增長的情況之間的差異？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必須先處理。如果人口增長是指數級的（如馬爾薩斯假定），那么經濟必須保持相同的增長速度，生活水平才能維持下去。那么，人口增長軌跡與資本積累動態(tài)之間有什么關系？
　　目前人口復合增長率達3%或以上的國家，都在非洲、南亞和中東地區(qū)。東歐的人口增長率是負數，日本和歐洲大部分地區(qū)的人口增長率低到無法保持人口穩(wěn)定。這些國家正出現經濟問題，因為本地勞動力供給不足，而且人口老齡化造成的經濟負擔越來越重。這些國家的勞動人口往往日趨萎縮，而他們必須生產足夠的價值去支付規(guī)模日增的退休人口養(yǎng)老金。這一關系在世界某些地區(qū)仍然十分重要。在資本的早期歷史階段，人口快速增長，或大量尚未利用和轉移到城市的受薪勞動力儲備，無疑有助于促使資本快速積累。事實上，我們或許可以宣稱，從17世紀初起，人口增長是資本積累的一個先決條件。戈登所稱的“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過去顯然重要，未來也仍將如此。1945年之后，北美和歐洲大量女性加入勞動力大軍，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這種情況一去不復返了。1980~2009年間，全球勞動力增加12億，印度和中國便貢獻了近一半的增幅。這種增長同樣很難再次上演。但在世界許多地方，人口快速增長與資本快速累積之間的關系已然消失，因為人口增長呈S形曲線：起初緩慢增長，然后呈指數級加速增長，最后快速放緩，回到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的狀態(tài)（例如意大利和東歐）。這些零增長的人口真空地區(qū)吸引大量移民，但這難免會遇到政治阻力，產生一些社會亂象和許多文化沖突。
　　即使只是預測中期的人口也很困難（這種預測可能每年都有顯著變化），不過目前的希望是全球人口在21世紀將穩(wěn)定下來，世紀末之前不會超過120億（可能低至100億），隨后達到零增長的穩(wěn)定狀態(tài)。就資本積累的動態(tài)而言，這顯然是個重要問題。例如在美國，2008年以來新增職位未能追上勞動力的擴張。美國失業(yè)率下跌，反映的是勞動年齡人口試圖加入就業(yè)市場的比例下降。但無論如何，未來的長期資本積累要維持或促進它的復合增長，可以仰賴人口增長的程度顯然將越來越低，而生產、消費和資本實現的動態(tài)必將調整，以適應新的人口狀況。這種情況何時發(fā)生難以斷定，但多數估計認為，1980年之后全球受薪勞動力大幅增加的情況，到2030年左右之后將很難再次出現。某種程度上這是好事，因為如我們所見，科技變遷傾向產生越來越多過剩甚至是可棄的低技能勞動力。8高技能勞動力不足，失業(yè)或就業(yè)日益困難的中低技能勞動力則非常多，兩者的差距看來正在擴大，而技術的定義則正快速演變。
　　那么，資本積累是否可能超越兩個世紀以來的指數增長階段，過渡至S形軌跡（一如許多國家的人口那樣），達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零增長穩(wěn)定狀態(tài)？答案是響亮的“不能”，而了解此中的原因非常重要。最簡單的解釋，是資本一心追求利潤。如果所有資本家要獲得利潤，那么期末的價值必須大于期初。這意味著社會勞動的總產出必須擴大，不擴大就不可能有資本。零增長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是一個排他性的矛盾，根本就不能存在。這就是為什么零增長意味著資本的危機。20世紀30年代世界多數地區(qū)普遍的零增長狀態(tài)若持續(xù)下去，資本主義的喪鐘就會響起。
　　那么，資本可以復合增長的方式，無止境地積累和擴張下去嗎？若可以，過去40年來地球上驚人的物質變化，看來必須以雙倍甚至是3倍的規(guī)模發(fā)生，但這又如何辦到呢？過去40年來中國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預示了我們?yōu)榍筚Y本能繼續(xù)累積下去，未來必須完成的任務。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區(qū)是在嘗試模仿美國的增長路徑。未來一個世紀，世界多數地區(qū)將必須模仿中國的增長路徑（而且像中國那樣承受可怕的環(huán)境后果），但這對美國和歐洲來說是不可能的事，對幾乎所有其他地區(qū)也是不可想象的（少數例外包括土耳其、伊朗和非洲部分地區(qū)）。我們也應記住，過去40年間，世界曾發(fā)生多次慘痛的危機，通常是地區(qū)性的，但也有波及全球的：從1997年的東南亞到1998年的俄羅斯和2001年的阿根廷，以至2008年動搖資本世界根基的全球金融危機。
　　但正是在這里，我們應停下來想想馬爾薩斯錯誤的反烏托邦展望的警世意義。我們必須思考以下問題：資本積累可以何種方式改變它的性質，來適應看似危急的狀況，并自我繁衍下去？事實上，一些關鍵的調整適應已經展開了。資本積累能排除種種困難嗎？如果能，可以無限期持續(xù)下去嗎？資本積累的動態(tài)可以借由哪些行為調適，類似馬爾薩斯的“道德制約”（雖然“道德”一詞很難說是恰當的）重塑，同時保存復合增長的必要本質？
　　資本確實能以一種形式無限積累，那便是貨幣的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貨幣如今可以不受任何物質上的限制，例如商品貨幣產生的限制（商品貨幣包括金屬貨幣，如黃金和白銀，它們賦予非物質的社會勞動一種物質形式，而且其全球供應是大致固定的）。國家發(fā)行的法定貨幣可以無限創(chuàng)造出來。當代貨幣供給的擴張，如今是由某種組合的民間活動和國家行為完成（后者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構成的國家金融聯結體負責）。美聯儲執(zhí)行量化寬松政策時，就像變戲法那樣，想要多少流動資金就創(chuàng)造多少。央行要替貨幣流通量加幾個零，是完全做得到的。當然，這么做的危險是通貨膨脹可能失控。這種危機并未發(fā)生，是因為美聯儲基本上是在填補銀行體系出現的大洞；這個洞會出現，是因為2008年時私人銀行之間的互信崩潰，銀行體系中創(chuàng)造大量貨幣的銀行同業(yè)拆借市場癱瘓了。通貨膨脹并未加劇的第二個原因，是勞動者組織在這種時候幾乎沒有替勞動者爭取加薪的力量（因為就業(yè)市場有大量的過剩勞動力），因此不會進而影響物價。
　　但是，如果沒有其他的調適，借由大量創(chuàng)造貨幣，使資本以指數增長的方式無限積累，幾乎肯定將以災難告終。我們先來看一些此類調適，再來斷定它們能否造就無止境復合增長下的資本永續(xù)再生產。
　　資本不僅涉及價值的生產與流通，還涉及資本的毀滅或貶值。在資本流通的正常過程中，隨著較便宜的新機器和固定資本出現，一部分資本被毀滅了。重大危機的特點往往在于創(chuàng)造性破壞；商品、迄今仍具生產力的廠房和設備、貨幣和勞動力在這種破壞中大幅貶值。因為技術變遷，成本較低的事物取代成本較高的，新設備淘汰仍可使用的舊設備，這必然涉及某種程度的資本貶值。20世紀七八十年代北美和歐洲老工業(yè)區(qū)迅速去工業(yè)化，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發(fā)生危機、戰(zhàn)爭或天災時，資本貶值的規(guī)�？梢院艽�。20世紀30年代和“二戰(zhàn)”期間，資本損失相當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在爆發(fā)金融危機的2008年，全球的凈損失幾乎等同于全球一整年的商品與服務產值。但盡管損失如此重大，它們也只是短暫中斷復合增長而已。隨著房產價值收復失地，尤其是在危機期間房價重挫的美國和英國，許多資產的價值也回到危機前的水平（只是一如既往，它們如今集中在有錢人手上，因此促進大規(guī)模的累退式財富再分配；危機發(fā)生時，若無革命性的干預措施，這種再分配往往便會發(fā)生）。資本貶值如果要真正產生作用，規(guī)模必須遠大于2008年，持續(xù)時間也必須長得多（或許必須接近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情況）。
　　貶值情況不均的問題，以及圍繞著貶值代價由誰承受的地緣政治斗爭均有重要意義，部分原因在于這往往與社會不安和政治動蕩的散播有關。因此，雖然貶值作為全球復合增長問題的解藥效果不是很好，其地域上的集中確實與反資本主義情緒和斗爭的動態(tài)有重要關系。拉丁美洲多數地區(qū)在發(fā)展上的“失落20年”，造就了對抗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氣候（雖然未必是反資本的），而這對保護該地區(qū)在2008年的全球貶值危機中免受嚴重沖擊有重要作用。一些地方，例如希臘和其他南歐國家，被迫承受特別大的損失，這現象等同于不同地區(qū)之間的財富再分配。
　　相反的，公共資產私有化、新市場的創(chuàng)建，以及公有資源的進一步圈占（從土地、水到知識產權），已擴大資本可自由運作的領域。供水、社會住宅、教育、醫(yī)療，甚至是戰(zhàn)爭任務私有化，碳交易市場的創(chuàng)立，以及遺傳物質專利化，已經使資本得以進入之前無法進入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領域。作為復合增長的出口，這些額外的市場機會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一如資本貶值，我不認為它們有足夠的潛力去消化復合增長，尤其是在未來（不過我認為它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確實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此外，等到一切都已商品化和貨幣化時，這種擴張過程便將遇到無法超越的極限。我們目前有多接近這種極限難以斷定，但近40年的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策已完成大量任務，世界許多地區(qū)已沒有多少資源可供圈占和私有化。此外，許多跡象顯示，進一步圈占公有資源、生命形態(tài)進一步商品化已遇到政治阻力，而當中一些抗爭（例如，反對基因專利和意大利反對供水私營化的運動）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