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重觀山寨：中國山地民族研究中的“我者”與“他者”
納日碧力戈　龍宇曉
山寨，是中國山地民族的主要聚落形態(tài)，也是中國山地社會的基本單元。凡是對中國的山地民族社會文化有所了解或者有過一定經(jīng)歷的人，對于山寨一詞都不會陌生。檢索國家圖書館館藏書籍目錄，即可知當前該館收藏有70余部以山寨為題名的專著(包括民國初年出版的明末清初大儒黃宗羲所撰《四明山寨記》)，其中的15部雖然也以“山寨”為題，但談的卻是關于產(chǎn)業(yè)仿造的另類“山寨”，與中國語文詞匯系統(tǒng)中常規(guī)使用的山寨一詞不可同日而語。不過，從人類學和指號學的角度看，這同一詞語具有迥然不同兩種語義的新事象，不僅反映了語言的時代變遷，也深深地鐫刻著當代文化分類的邏輯，蘊含有文化政治的深刻意義。
在都市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占據(jù)絕對霸權地位、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情緒重新泛起的當下中國，山寨一詞的能指和所指都發(fā)生劇變，由田園牧歌式的美麗圖景變成不與為伍的消極符號，這與傳統(tǒng)山寨社會在國家體系中的位置有密切關系。主流社會對山地這種弱勢區(qū)域及其居民潛在的不屑和嘲弄，或許代表了山寨一詞發(fā)生同位語義漂移的排他性文化的邏輯。
令人欣慰的是，研究山地民族社會文化的民族學人類學者們，并沒有因噎廢食，不但沒有對山寨一詞棄之不用，反而更加堅定且明確地把握其中的學理意義。潘年英教授關于“寨子文明”的一系列論述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長期以貴州黔東南為田野考察對象，歷時30余年，足跡遍布黔東南苗族、侗族山地社區(qū)，記錄和分析了上百個苗侗民族傳統(tǒng)山寨（詳情參見《貴州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荊瑩瑩的《為巨變中的苗族山地文明留下記憶：潘年英的苗族田野調查研究述評》一文）。
2013年4月2日，潘年英教授應邀在貴州師范學院學術講堂發(fā)表題為《透視貴州高原的寨子文明：土著觀點與“他者”視角的雙重觀照》的學術報告，之后整理成文發(fā)表于《中國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3年卷。該文首次系統(tǒng)地介紹了他提出的“寨子文明”論。誠如他指出的，貴州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貴州族群的聚落形式主要是“寨子”和“壩子”。盡管他所說的“寨子是其居住空間，壩子是其生產(chǎn)空間”這一論述不一定具有普適性，但他關于寨子與村落之間的區(qū)分和對于寨子所具歷史意義的論述卻是很有借鑒價值的。如他所言，通過研究“寨子”的歷史建構過程，我們可以挖掘到貴州山地民族文化的要素與特質。相對于“村”或“村莊”一詞而言，“寨子”一詞在中國南方特別是西南地區(qū)聽起來要順耳得多。在這里，“寨”與“村”是有顯著差別的，“寨子”是本土概念，“村”則是外來概念，界緣不相重合。“寨子”一般指的是自然聚落，而村則多半指稱行政區(qū)劃概念。寨子有些小于村，有些大于村；一寨多村、一村多寨的情形比比皆是。
在本期《中國山地民族研究集刊》的特稿欄目中，潘年英通過答問式對話，再次重申和進一步厘清了自己關于“寨子文明”的學術立場。除了寨子文明的概念之外，潘年英的這篇論文還為我們提出了山地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更重要的認識論或方法論方面的問題：本土的“我者”視角和“他者”視角的多元立場關系。潘年英在很多年以前就在中國人類學研究界極力倡導“土著我者”的觀點或所謂的本土視角。對此，著名人類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王銘銘曾在《人類學的本土視角——評潘年英〈在田野中自覺〉》（《百色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一文中做過這樣的評價：“人類學學者潘年英教授有兩重身份,一是作為人類學學者(他更多的時候是一個作家或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一是作為土著的身份(許多時候他表現(xiàn)為土著利益的代言人)。這使得他的人類學著作很難做到像一般的人類學那樣‘客觀’，但也因此而使我們見識到了一種觀察世界的新視角和新觀點。他的‘土著文明說’雖然還略顯粗糙,遠未成型,但業(yè)已使我們倍感驚奇和駭異。這是人類學本土化的最經(jīng)典的范例�！�
的確，在標榜“科學”和“客觀”的廣大學術場域里，本土立場是一種難得的稀有產(chǎn)品，所以才會有克利福德·格爾茲這樣的人類學大師出來大聲呼吁要我們從土著的立場看問題。這是因為，不僅研究異文化的學者們很難擺脫來自自身文化背景的先入之見；就是受過西方或非本土學術訓練的本土學者，去研究自身文化時，也總會呈現(xiàn)出對自身文化的異化，難以避免地帶上客位立場的色彩。從這個意義上看，潘年英的立場是否確如王銘銘所說的那么“本土”，仍可成為我們深入討論的問題，但答案恐怕就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畢竟，主客位置、我他身份因時空的差異而改變或置換乃是世界的常態(tài)。更別說，在人口、文化和資本的流動日益頻繁的全球化時代，本土或本土人其實已經(jīng)日益成為一個富有相對性和建構性的概念。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在他的《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三聯(lián)書店，2010年）一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儒家界定的普世價值，沒有絕對的他者，只有相對的我人�！彼�在書中把六種關系放入了“我者與他者”的架構中，包括“一、中國與其他國族的互動；二、中國本部與邊陲族群的互動；三、中國政權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四、社會上層與下層的互動；五、市場經(jīng)濟網(wǎng)絡的運作；六、文化學術層面，主流‘正統(tǒng)’與‘異端’的挑戰(zhàn)者之間的互動”。在他看來，一部長長的中國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我者”和“他者”的不斷調換的歷史。
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理所當然地將“我者”（the Self）和“他者”(the Other)之間的區(qū)分和互為存在的關系視為常態(tài)，但這樣的學術思想?yún)s只是20世紀60年代之后才確立起來的。無論是在人類學還是哲學的層面上，這都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思想革命�，F(xiàn)實中雖然無人會否認“他者”的存在，但卻不一定認識到“他者”的意義，就是在西方思想史中“他者”也經(jīng)歷了一個由潛而顯的過程。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直到現(xiàn)代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都是不區(qū)分“我者”和“他者”或者說將“自我”和“他者”簡約為“同一”（the Same）的整體一元存在論者。譬如，康德曾說：“對于人類，無論是對自己還是他人，皆應視其為目標而絕非一種手段�！边@里強調的是絕對的同一化的人類主體。在這樣的思想傳統(tǒng)中，“他者”被“自我”吞噬和消解是維持生存整體的一種能量來源，沒有存在的位置。西方傳統(tǒng)對于“他者”只有一個原則，那就是占有，以“同一”的自主與主權來統(tǒng)攝一切。而將“他者”與自我相分離，就是要讓“他者”跳出傳統(tǒng)思想的牢籠，跳出“同一”的單一化整體的羈絆，釋放出“無限”的可能。如果我們理解無誤的話，這應該就是列維納斯的那部關于“他者”哲學的革命性著作《總體與無限》（Totality and Infinity）所要表達的要義。“他者”的出現(xiàn)，意味著傳統(tǒng)哲學所缺失的相異性、外在性、互主性和多元性等概念都在哲學上獲得了理據(jù)或邏輯基礎。
或許正是由于列維納斯所批判的這種強調總體和同一而沒有“他者”存在空間的哲學思想的影響，西方人類學長期以來將人類文明和文化視為一個“同一”的總體，無論文化還是文明的概念，總是以單數(shù)形式出現(xiàn)。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jīng)歷了文化定義的幾次大爭論之后，代表著多樣性的復數(shù)的文化概念才大肆登堂入室。譬如，格爾茲1973年出版的《文化的解釋》一書用的文化就是cultures。列維納斯等人引導的這場關于“他者”的哲學革命，對于以研究異文化為己任的人類學影響至深，對于我們的山地民族研究更是啟示良多。
作為一門關于人類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的學問，當代人類學講究的是多種視角的中和。我們的山地民族研究也當如此。土著學人作為“我者”，他們關于山地民族寨子文明的本土視角固然重要，但來自主流社會的學者對山地民族這個“他者”或異文化的研究（或者說非本土學者作為客位上的他者對于山地民族的研究）也同樣重要。人類學注重“推人及己”，站在“他者”的角度來形成對一種普遍意義的理解，即所謂“他者的目光”，乃是人類學的主旨之一。不無諷刺意味的是，在當今世界的差序格局中，本應具有話語權的土著“我者”卻往往處于弱勢的地位，成為主流社會用來反襯其強大“自我”的“他者”。這就更加要求我們從列維納斯式回歸倫理的“他者”哲學中尋找理論基礎和良策。
如果如何看待和對待“他者”及其與“自我”的關系是現(xiàn)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哲學態(tài)度的話，那么，如何看待和對待山地民族寨子文明這樣的“他者”，就應該是山地民族學必須研究的最重要的基本問題。從形氣神三元一體的角度來看，山寨的地理形態(tài)就是山地民族的形；依托一個個山寨而傳承的文化則構成了山地民族的靈魂，是山地民族的神妙之處；而聚居在山寨里世代繼替并流動著的人口則形成了山地民族生息之氣。就此而言，說山地民族的文明是寨子文明，確不為過。沒有了山寨，沒有這個形的物質基礎，山地民族人口將無以為聚，山地民族文化失去生存依托。山寨是山地民族生存的根基，是山地民族存在的本體符號和關鍵符號。因此，我們研究山地民族，必須要深入到山寨里去，認識山寨里的民族文化內涵和特征及其在當下的動態(tài)嬗變，了解山地民族人口的生生息息、喜怒哀樂，在田野研究中實現(xiàn)文化自覺。這就需要有主位觀（emic）和客位觀(etic)的中和，或者說“我者”立場與“他者”視角的有機結合，更需要多學科的精誠合作和努力�！昂投�不同”是中國的現(xiàn)實，我們必須遠離追求絕對“同一”的思想暴力和烏托邦；美美與共是中國共同體建設的必由之路，我們必須學會了解“他者”，欣賞“他者”，與“他者”和諧共處。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山地大國，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山寨及其意義，是否能夠欣賞自己山寨的美好和神妙，是否能夠善待自己的各個山地民族，乃是這個歷史悠久的偉大國家及其公民是否有擔當?shù)捏w現(xiàn)，也符合百姓兆民生活幸福的需要�！吨袊�山地民族研究集刊》愿與學界同仁一道，在這方面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