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家庭化：新型城鎮(zhèn)化背景下的重要議題（代序）
汪建華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fā)展和經濟建設的主力軍。在這支產業(yè)大軍近40年的城鄉(xiāng)往返遷移歷程中，有很大一部分農民工逐漸在城市穩(wěn)定下來。他們不再是城市的臨時勞動力和過客。成為城市的主人，享有與本地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務和福利待遇，是他們最核心的訴求。農民工攜妻帶子，以家庭化而非個人化的方式遷入城市，是其城鎮(zhèn)化、市民化最重要的標志。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走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可以說，這是對當前社會發(fā)展形勢和流動人口發(fā)展訴求的明確回應。不過，從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到具體可操作政策的出臺和落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以大量嚴謹的研究工作為支撐。有鑒于此，精準地把握流動人口的家庭化趨勢，詳細地考察其流動過程中的主要困境和調適策略，并在體制和政策層面探求改良之道、回應其核心發(fā)展訴求，是擺在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等學科相關領域研究者面前關鍵而又迫切的議題。圍繞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流動家庭的困難與調適方式、家庭化背景下的政策改進方向等而展開的議題，學界已有一定積累，本文將擇其代表性成果而述之，并在前人的啟發(fā)下討論如何在經驗、理論和政策層面加以深化。
一　流動人口的家庭化趨勢
對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的討論，相對該領域其他研究議題，論述最為豐富、方法最為成熟。相關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多以大樣本調查數據為討論依據，相關數據既有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2010～2014年流動人口動態(tài)監(jiān)測調查、201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等全國層面的數據，也有北京、武漢、廈門等城市范圍的調查數據。已有研究廣泛涉及流動人口家庭化的歷史趨勢、影響因素、區(qū)域與城市間的差異等主題，當然在調查方法上也有一些爭論。
1.總體趨勢
基于歷次全國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的測算，我國流動人口的總量從1982年的657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2.46億人，占總人口比重從0.66%攀升至17.9%。流動人口大量增長的同時表現出日益明顯的家庭化趨勢。六普數據顯示，獨自一人流動者只占家庭戶的26.76%，兩代戶、三代戶則分別占38.52%、5.04%，流動人口正從夫妻共同流動階段邁向核心家庭化階段（段成榮、呂利丹、鄒湘江，2013）。2010年、2011年流動人口動態(tài)監(jiān)測調查數據也顯示，單人戶比重僅占1/4左右。2011年，流動人口的平均家庭規(guī)模為2.46人，兩代以上家庭戶比例為52.3%，47.1%的被訪者實現了整個核心家庭的遷移（盛亦男，2013；楊菊華等，2013a，2013b）。新生代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似乎更強。在2014年的監(jiān)測調查數據中，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夫妻共同流動，61%實現了完整的核心家庭遷移（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2016）。
雖然不同研究數據來源不一，流動人口家庭定義和測算標準差別也很大，不過，從大多數數據看，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在逐年增強。從普查數據看，1990年流動人口生活在純外戶中的比重僅為7.44%，2000年則提高到46.06%，其中與配偶、子女共同居住的戶主分別占64.36%、61.49%（周皓，2004；段成榮等，2008）。同樣的趨勢也在武漢、北京等城市的調查數據中得以印證（陳賢壽等，1996；翟振武等，2007；洪小良，2007）。
在普查數據中，流動兒童數量的增長速度卻相對有限。2010年我國0～14歲流動兒童有2291萬人，比2000年增加881萬人，不過，流動兒童數量在流動人口總體中卻占比不高，僅為10.35%，反而比10年前降低了3.43個百分點（段成榮、呂利丹、王宗萍等，2013）。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留守兒童規(guī)模的高速增長。2010年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有5290萬人，而2000年僅有1981萬人（段成榮、呂利丹、郭靜等，2013）�？紤]到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農民工開始大規(guī)模增長，流動兒童增長幅度遠不及留守兒童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流動人口長期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務之外也是流動兒童增速緩慢的重要原因。不過，隨著2000年后外出打工的農民工開始在流入地穩(wěn)定下來，2010年后流動兒童迅速增長，留守兒童占比則相應下降。流動人口動態(tài)監(jiān)測調查顯示，2010年0～17歲流動兒童達4659萬人（普查數據測算結果為3581萬人），2014年增長到5981萬人；不過，流動人口子女留守老家的比例由四成下降為三成（國家衛(wèi)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2016）。鑒于普查數據與監(jiān)測調查數據測算結果差異較大，對流動兒童隨遷的規(guī)模尚難下定論。但連續(xù)四年監(jiān)測調查數據的縱向比較還是可以說明，近年來流動人口越來越多地將子女帶到務工地共同生活，盡管在絕對規(guī)模的測量上可能存疑。
45～64歲的流動人口，在2010年的監(jiān)測調查數據中僅占8.7%，在2014年則增長到12.7%，這預示著三代家庭戶的增多。不過65歲以上的流動老人所占比例非常小，且在四年間有所下降（從0.3%降至0.2%）（楊東平，2017）。這顯示在流動家庭中，老人更多地通過工作和家務為子代提供支持，到了需要贍養(yǎng)的年齡，則大多要回到老家，減輕子代的生計壓力。
2.區(qū)域與城市差異
對我國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的分析不可忽略區(qū)域與城市類型差異。對2011年流動人口動態(tài)監(jiān)測調查數據的分析表明，相對而言，中部地區(qū)、跨縣流動者，家庭規(guī)模最大、代數最多、家庭結構最復雜、完整核心家庭流動比例最高、家庭流動批次最少、批次間隔最短；東部地區(qū)、跨省流動者則相反。在東部相對較發(fā)達的省份（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廣東），跨省流動人口占70%以上（楊菊華等，2013a，2013b）。沿海發(fā)達省份大城市的公共服務資源本就緊張，跨省流動者要想獲得流入地公共服務更是難上加難，這些地區(qū)流動人口的家庭化無疑面臨巨大的制度障礙。
大中小城市間的差異也值得重視。2014年南京大學農民工抽樣調查覆蓋東中西部地區(qū)7省12個城市，共有2017個樣本。統(tǒng)計結果顯示，相比大、中城市，小城市農民工的家庭化趨勢最強，這體現在農民工“與家人同住”“與配偶同住”“與子女同住”“與父母同住”“家庭代數”“核心家庭共同居住”等各個指標上。家庭化趨勢未在大城市與中等城市之間呈現顯著的差異。但大城市農民工“與子女同住”“與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對較低，一代戶較多，三代戶較少。不同類型城市間的差異可能與農民工流動的行政跨度有一定關聯(lián)。越是大城市，越可能吸引人口跨省、跨市流動，農民工家庭化的制度障礙也越大。縣區(qū)內、跨縣區(qū)、跨地市、跨省流動的農民工，家庭化趨勢依次降低（汪建華，2017）。不過由于該調查涉及城市和樣本量有限，難以對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進行細分。大城市與中等城市的家庭化趨勢差異是否真如數據顯示的那么小，還有待進一步檢驗。
3.影響因素
既有研究多沿襲歐美國家的理論視角，強調流動人口在家庭遷移決策中的理性選擇。新古典人口遷移理論視角的研究往往強調個體的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婚姻、職業(yè)、遷入年限等因素的影響；而新遷移經濟學理論則強調家庭規(guī)模、勞動人口總數、人均耕地面積、是否有老人、是否有小孩、住房面積、住房類型等家庭層面因素的效應（周皓，2004；洪小良，2007；侯佳偉，2009；陳衛(wèi)等，2012）。
毫無疑問，流動人口會根據個體和家庭的收益最大化做出家庭遷移決策。但類似的研究，并不能說明中國流動人口的遷移在制度和文化情境上，與歐美國家有何區(qū)別。從制度上看，戶籍和城市公共服務資源的可及性對流動家庭化的影響最為關鍵。東部沿海發(fā)達城市相比內陸城市，大城市相比小城市，異地城鎮(zhèn)化、跨省流動者相比就近城鎮(zhèn)化、市縣范圍內流動者，更難在流入地獲得教育、醫(yī)療等方面的公共服務資源，社保接續(xù)轉移、異地高考等也面臨更多障礙（李強等，2015；楊菊華，2015；汪建華，2017）。從文化上看，傳統(tǒng)的家庭觀念和孝道倫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農村夫妻的“外出-留守”安排。他們既要考慮自己在賺取生計、贍養(yǎng)父母、照料子女方面的責任和角色，也要評估父母在農業(yè)生產和照看子女方面的可能性。比如，當子女處于嬰兒期時，妻子更可能選擇留守照看，此后夫妻雙方更有可能外出打工；丈夫更可能因為有年幼子女而外出，妻子則更可能因此而留守，正所謂“男主外、女主內”；倘若丈夫是長子或獨子，夫妻外出的可能性就更�。ɡ畲�等，2016）。
4.調查方法的爭論
過往研究多使用流入地調查數據，這類數據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抽樣對象過于偏重流入地的家庭戶，難以捕捉居住在集體宿舍、工地工棚等非家庭戶的流動人口。二是僅僅考察被訪者在流入地的家庭共居狀況，那些留守在老家、流動到其他地區(qū)的家庭成員，往往不在考察范圍，所有家庭成員基于傳統(tǒng)倫理和家庭分工而做出的復雜細致的“外出-留守”安排亦難以被洞察。三是流入地的調查也難以被追蹤�；�于對流入地調查方法的反思，李代等（2016）的研究同時納入2010CFPS數據中的流入地和流出地勞動力樣本，綜合考察農村核心家庭中夫妻的“外出-留守”安排。研究結果發(fā)現，在農村夫妻中，單人或雙人外出的夫妻約占1/4。在外出群體中，只有28.2%的被訪者為夫妻同地外出。與以往基于流入地調查數據得出的結論不同，該研究認為夫妻分離、家戶分離的情況仍然非常普遍。
不過這種調查方法也可能存在問題。流出地的被訪者是否會報告其擴展家庭、直系家庭中那些已經舉家外出的核心子家庭的情況，是否將其視為家庭成員，都成疑問�？紤]到2010CFPS問卷正文長達168頁，被訪者很有可能會選擇漏報這些家人的情況，而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被訪者甚至可能因為怕麻煩而漏報核心家庭成員的情況。至于那些整個擴展家庭、直系家庭都遷出的流動人口，就更不可能存在于流入地的調查樣本中。另外，過往基于流入地調查數據的研究也納入不少單人流動的樣本。流入地調查到底遺漏了多少單人流動的樣本？通過納入流出地調查樣本進行糾偏是否導致矯枉過正？由此看來，流入地和流出地調查樣本的偏誤都有待進一步評估。
二　流動家庭的困難與調適方式
流動人口的家庭化、城鎮(zhèn)化，并不僅僅體現為數字上的逐年增長。在這一過程中，子女教育、住房、醫(yī)療、贍養(yǎng)父母等問題都有待解決。為此，傳統(tǒng)大家庭不得不重新調整成員間的責任與分工，改變家庭資源分配的重心，為流動家庭的團聚和城鎮(zhèn)化盡可能地提供支持。長期離散導致的家庭矛盾和情感問題更需要盡力化解、彌合。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不得不窮盡各種策略，努力將家庭離散對夫妻關系、親子關系的負面影響保持在可控范圍。
1.流動與離散家庭的困難調適
過去30多年，東部沿海地區(qū)高速發(fā)展，流動人口不斷涌入。而那些中西部地區(qū)和東部欠發(fā)達地區(qū)的農民工經常面臨兩難：在老家附近的中小城鎮(zhèn)就近工作，固然比較容易實現核心家庭的團聚，并與大家庭保持密切聯(lián)系，但就業(yè)機會、薪酬待遇、發(fā)展空間往往是瓶頸；到沿海地區(qū)打工，在經濟收入和發(fā)展機會方面無疑要大為改善，但很難支付舉家遷移的成本，也很難獲得流入地的公共服務，在贍養(yǎng)父母、撫育子女方面往往難以兼顧周全。
對于期望城鎮(zhèn)化的農民工而言，當前的主要選擇包括以下三種：舉家遷往沿海大城市，到沿海大城市打工同時將小孩留在老家或附近的中小城鎮(zhèn)，舉家遷往老家附近的中小城鎮(zhèn)。無論哪一種，只要牽涉買房，都離不開傳統(tǒng)大家庭和父輩的經濟支持。如有孩童需要撫育，則往往需要老人幫忙照料看護。父輩對子輩的支持主要包括城市購房、婚姻彩禮、隔代撫養(yǎng)�？梢哉f，當前年輕一輩農民工的城鎮(zhèn)化和家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壓縮老人養(yǎng)老和醫(yī)療需求、依賴老人經濟和勞務貢獻的基礎上的。在這一過程中，代際關系嚴重不平衡，資源往下走，“子女本位”取代孝道倫理（汪永濤，2013；金一虹，2014）。面對當前日益高昂的城鎮(zhèn)化成本，農民工很少嘗試向打工城市爭取基本公共服務，更沒想過如何抗議、約束推升住房及生活成本的掠奪之手，他們很自然地轉向傳統(tǒng)大家庭尋求解決方案；本應是社會、政府、市場間的博弈和利益調整，最后卻內化為家庭內部的代際沖突和成員犧牲。
對于那些到沿海大城市打工同時將子女留在老家或附近中小城鎮(zhèn)的農民工來說，傳統(tǒng)大家庭的支持和家庭成員之間的角色分工往往來得更復雜，且具有階段性。王紹琛等（2016）對內蒙古赤峰市外出務工家庭的考察頗具參考價值。為了子輩的婚姻和孫輩的教育，父輩大多要傾盡全力幫助子輩在城鎮(zhèn)購房，至于在城區(qū)還是在附近的鎮(zhèn)區(qū)購房，則要看各自的經濟實力。在小學階段，年輕夫婦外出打工，老人中選一人到城鎮(zhèn)看護陪讀，另一人負責農業(yè)生產；到初中階段，孩童具備一定自理能力，陪讀的現象相應大為減少，老人又回到鄉(xiāng)村務農；高中階段被視為孩子教育的關鍵階段，部分外出的母親很有可能在這個階段回來陪讀，同時在城區(qū)找工作，老人如身體允許則仍然操持農務；等到孫輩成家立業(yè)，則如接力賽一般，又開始一個新的階段。
對于那些處于離散狀態(tài)的家庭而言，如何在家庭成員間維系感情、處理矛盾沖突，是許多外出打工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學齡前將小孩帶在身邊、寒暑假將小孩接過來團聚、盡可能在農忙和春節(jié)期間回鄉(xiāng)、頻繁的通信互動、寄錢買禮品等，是維系家庭成員情感、預防化解家庭沖突的常見方式（金一虹，2009）。另外，外出務工者往往選擇生活在親緣、地緣網絡中，通過親友同鄉(xiāng)聚集的方式緩解外出打工過程中的孤獨、應對工作生活中的困境（金一虹，2010；汪建華，2016）。當然，這些調適策略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離散家庭的問題。
2.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
子女教育毫無疑問是擺在許多流動家庭面前最棘手、最緊要的問題。應該說，隨著2001年“兩為主”（解決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以流入地區(qū)政府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政策的確立，各級政府逐漸加大經費投入，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狀況逐漸得到改善。2010年，6～14歲義務教育年齡段的流動兒童在校比例超過96%。2009～2015年，接近八成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流動兒童在公辦學校就讀。政府還對一些在民辦學校就讀的兒童予以補助。
不過，流動兒童教育還存在許多實質性的問題，解決不好，將成為未來社會發(fā)展的重大隱患。從教育階段看，學前和高中階段面臨的問題比義務教育還要復雜。學前教育沒納入義務教育體系，流動兒童入園難，入公辦幼兒園更難；而由于異地升學難、高中學位緊張，許多兒童從初二開始，就陸續(xù)選擇回到老家就讀。從區(qū)域來看，北京、上海壟斷了大量的教育資源和高招名額，珠三角因產業(yè)聚集吸引的外來人口遠遠超過戶籍人口，上述地區(qū)的入學門檻最高、異地升學最難，流動家庭的子女教育問題也最為嚴峻。從流動跨度看，那些跨省流動的家庭和兒童最容易被異地中考、異地高考政策影響。性別方面，“重男輕女”的現象在流動家庭中仍然很普遍。在義務教育階段，父母更愿意將男孩帶到流入地共同生活、接受教育，結束初中教育后，則有越來越多的女孩進城打工。六普數據表明，處于義務教育學齡期的流動兒童，男孩占比更高；然而在15～17歲，男孩占比卻陡然下降（段成榮、呂利丹、王宗萍等，2013；楊東平，2017）。
在北京、上海、珠三角等地，公辦學校的進入門檻非常高。大部分流動兒童只能進入民辦學�；蛘叽蚬ぷ拥軐W校。這些學校通常面臨師資不足、設施不齊、班級規(guī)模過大、課外課程和實踐機會少等問題。即便進入公辦學校，也可能存在校園歧視、難以融入、基礎差、學習跟不上之類的情況。加上異地升學問題，部分公立學校和老師并不愿意花精力培養(yǎng)這些孩子。外來務工者由于文化水平、經濟實力等方面的限制，在育兒方式、日常溝通、幼兒教育、家庭學習環(huán)境等方面，也往往不盡如人意（楊東平，2017）。當然，最大的障礙仍然來自制度層面。由于流動兒童難以進入公辦學校、無法取得異地升學的機會，即便流動家庭再怎樣努力學習中產階級的“科學育兒”方式，向上流動的愿望終究不過是鏡花水月般的想象。因此，所謂子女教育投入不足、家庭教養(yǎng)方式存在缺陷，很可能是許多流動家庭在洞察現實后的無奈選擇（肖索未等，2014）。
三　流動家庭化背景下的政策討論
流動人口與核心家庭成員團聚，是其底線的人性需求。經濟的發(fā)展、GDP的增長，最終都需要回應這類最基本的民生問題。流動人口及其家庭成員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流入地，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公共服務的供給問題，長遠來看則是就業(yè)的穩(wěn)定、住房市場的健康發(fā)展、社會流動渠道的暢通以及政治參與表達渠道的實現。過往文獻對相關政策議題的討論，以及官方政策的回應，多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其他方面由于牽涉面較復雜，操作起來更為困難，因而討論較少。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型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主要從三個方面應對流動人口的家庭化、城鎮(zhèn)化趨勢：一是“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協(xié)調發(fā)展”；二是實行差別化落戶政策；三是“穩(wěn)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yè)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這無疑為我國今后的城鎮(zhèn)化道路指明了方向，不過學界對相關政策思路仍有一些爭論。
1.是否應該有意識地控制大城市規(guī)模，發(fā)展中小城鎮(zhèn)？
對城鎮(zhèn)化道路的爭論早已有之�；�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的經驗，費孝通等（2014）主張發(fā)展小城鎮(zhèn)的觀點一度影響比較大。在費孝通看來，這種“離土不離鄉(xiāng)”的城鎮(zhèn)化模式，不至于對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社會和家庭結構造成破壞，也可以避免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另外還能有效抑制城鄉(xiāng)和區(qū)域間不平等。不過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問題的暴露和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小城鎮(zhèn)逐漸式微，沿海大城市則發(fā)展迅猛，大量流動人口涌入這些城市。有論者列舉出大城市在經濟效率方面的三大優(yōu)勢：投資規(guī)模經濟效應、勞動者和企業(yè)的專業(yè)化效應、勞動者自身經驗積累和相互之間的學習效應（陸銘，2016）。
與大城市經濟效率相伴隨的卻是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城市勞工問題頻發(fā)，鄉(xiāng)村社會的衰敗和留守問題也時常成為公眾輿論的焦點，凡此種種，竟比費老的預言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協(xié)調發(fā)展”和差別化落戶的舉措，意在嚴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規(guī)模，緩解大城市人口過多、公共服務壓力過大的問題，將流動人口導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為外來人員的家庭化、城鎮(zhèn)化提供更為現實的土壤。這一思路得到不少學者的贊同。有研究者重新梳理了發(fā)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推動農民工就近就地城鎮(zhèn)化的好處：農民工社保和公共服務的轉移接續(xù)、城鄉(xiāng)資產權利置換將會更加容易；城鄉(xiāng)兼業(yè)可以提高收入，促進農村可持續(xù)發(fā)展；農民工的舉家遷移和家庭團聚也更容易實現。推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發(fā)展的相關舉措有：發(fā)展地方特色產業(yè)；均衡公共資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產業(yè)向中西部地區(qū)、中小城市轉移，實現產城融合（辜勝阻等，2014；李強等，2015）。
然而有論者指出，當前政府控制大城市、發(fā)展中小城鎮(zhèn)的做法似乎有些操之過急，行政干預色彩過于濃厚。一方面，在一些產業(yè)與人口聚集的沿海特大城市，非但沒有增強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反而通過提高公共服務準入門檻，進行所謂低技能人口清理。另一方面，在許多產業(yè)基礎差、地理位置偏僻的內陸城市，地方政府紛紛大肆舉債，大量建設新城和開發(fā)區(qū)，綜合調動土地、稅收、金融等各種資源招商引資、扶持特色產業(yè)。這些低水平、重復性建設的舉措不斷浪費著地方有限的財力，最終換來的卻是產業(yè)空心化和一輪輪企業(yè)倒閉潮，將地方社會拖入巨大的系統(tǒng)性風險中（陸銘，2016）。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沿海大城市的發(fā)展有著堅實的基礎，但其社會層面的問題也不可忽視。當前“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協(xié)調發(fā)展”有其社會層面的合理性，隨著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向中西部地區(qū)轉移，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的發(fā)展也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各級政府要在其中扮演合適的角色，注重公共服務的提供，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以剝奪公共服務的手段強硬驅趕外來人口、以行政主導的方式大搞產業(yè)園區(qū)和城區(qū)建設，都是不尊重經濟發(fā)展和人口流動規(guī)律的行為。內地政府在承接產業(yè)轉移方面應該有序、理性，切不可盲目舉債、隨意擴張、惡性競爭、操之過急。沿海大城市應該改變計劃控制思維，直面產業(yè)集聚背景下人口必然增長的現實，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中央政府應該均衡資源布局，避免優(yōu)質資源（如高考招生名額、醫(yī)療、教育）和項目過于向大城市集中；同時注重加強對流動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陸銘，2016；楊東平，2017）。
2.“戶籍化城鎮(zhèn)化”還是“常住化城鎮(zhèn)化”？
農業(yè)轉移人口市民化必須以獲得流入地公共服務為基本前提。差別化落戶與逐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覆蓋流動人口，這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戰(zhàn)略選擇被一些學者稱為市民化的“二維路徑”（辜勝阻等，2014）。然而這種政策思路在另一些研究者看來，仍然部分保留了以往“戶籍化城鎮(zhèn)化”的思路。大力推動“常住化城鎮(zhèn)化”，將戶籍與公共服務脫鉤，才是改革的根本方向所在。
首先，大多數多農民工并不愿意進城落戶，尤其是在要交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情況下。其次，在那些想要落戶的農民工當中，主要也是對大城市戶籍感興趣，因為大城市戶籍意味著優(yōu)質的公共服務。與其說農民工對城市戶籍感興趣，不如說對城市公共服務有需求。中小城市的戶籍相對農村土地的潛在收益，吸引力不足。當前差別化落戶面臨的悖論是，越是愿意向農民工放開的戶籍，農民工越不感興趣；農民工感興趣的大城市戶籍又偏偏門檻較高、難以獲得。再者，在市場經濟下，勞動力是高度流動的，根據戶籍人口配置資源的方式，是計劃思路的延續(xù)。農民工無論流動到何地，都對公共服務有需求，因此非常有必要根據常住人口配置資源。最后，兩種城鎮(zhèn)化思路爭論的實質是城市政府與農民的利益之爭。戶籍化城鎮(zhèn)化更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表達，農民工入戶意味著交回土地，同時地方政府可以控制入戶和人口增長的進度；常住化城鎮(zhèn)化則是讓農民在保留土地承包權基礎上獲得城市公共服務的城鎮(zhèn)化（張翼，2011；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1）。
在上述爭論的背后，我們或許也可對未來的城鎮(zhèn)化道路和政策改進方向略做判斷。第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zhèn)的發(fā)展應該更加均衡，但無論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yè)向內地轉移還是各種生產要素在沿海集聚，都自有其規(guī)律，各級政府應該致力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但不應該以行政干預經濟。第二，解決流動人口城鎮(zhèn)化障礙的基本點，在于改變資源配置方式，逐步突破戶籍與城市公共服務合一的社會管理制度，按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務資源。第三，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強化中央政府在教育、醫(yī)療等公共服務上的投資。當前城市公共服務的供給主要依靠地方財政，但對流動人口教育、醫(yī)療等方面的投資具有外部效應，無論是流入地還是流出地都缺乏投資激勵，加上分稅制后中央對財稅收入有強大的支配權，而地方政府則面臨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尷尬局面，因此中央政府理應強化對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第四，均衡不同區(qū)域間的資源配置對解決流動人口的非產業(yè)聚集非常關鍵。正是因為北京、上海等地壟斷了大量的優(yōu)質資源，所以才擔心一旦完善公共服務供給會導致更多的外來人口涌入。減少重要資源和項目在不同區(qū)域的不平等配置因此顯得非常關鍵。首先要解決的是分省按計劃錄取的高考招生制度。有兩條改革思路可供參考：一是全國統(tǒng)一考試，統(tǒng)一按成績錄�。ó斎粚τ诓糠纸洕�欠發(fā)達、教育落戶的地區(qū)，可以酌情增加招生名額）；二是允許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參加高考，以各省份的報考人數為主要依據確定各高校的招生名額。做出這些調整勢必觸動一部分群體的既得利益、引發(fā)一定的社會風險，但如果不做這些調整，從長遠來講將損害社會公平、擴大不同群體之間的裂痕，流動人口家庭化、市民化的深層次問題也難以得到解決。漸進式的調整不失為一種折中辦法，但無論如何，均衡資源配置、推動高考招生公平化，這類議題應該盡快進入中央決策議程、盡快著手解決。
四　研究議題的拓展與深化
圍繞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問題與政策的相關研究，為我們理解流動家庭的現狀與出路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相關研究的縱深還有待拓展。對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的考察，數據的描述固然非�；�礎和重要，但區(qū)域、城市類型間的差異以及形成根源，更值得關注。對流動家庭生活方式和流動社會秩序的考察，還需要借助更多的深度田野和經典理論視野。對相關政策議題的考察，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政策改進方式的探討上，更應該深入各地復雜的政策實踐過程中，找到問題癥結、理解各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把握地方民情，只有這樣，才能為后續(xù)改革提供有益參考。
1.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的跟進與深化討論
借助普查數據和大型調查數據，揭示流動人口家庭化進程及其變動趨勢，仍然是研究者未來的重點工作。筆者建議，應該在以下方面繼續(xù)加強：一是對家庭化做統(tǒng)一界定，或選取幾個基本的指標，以便于不同研究和數據之間的比較；二是改進流入地調查方法，加強對臨時性居住場所（如宿舍、工棚）流動人口的調查；三是加強對北京、上海、珠三角等流動人口家庭化、市民化問題突出區(qū)域的研究；四是對不同區(qū)域、不同類型城市的流動人口家庭化趨勢進行比較，并注重挖掘家庭化差異形成的深層原因。
2.流動家庭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秩序重構
我國流動人口在鄉(xiāng)村與城市、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遷移，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流動人口還遠未在城市中融入、定居下來。未來流動家庭將與鄉(xiāng)土社會、傳統(tǒng)大家庭保持怎樣的聯(lián)系？這些家庭將如何應對城市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是繼續(xù)借助傳統(tǒng)大家庭的資源內化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矛盾，還是圍繞城市公民權生發(fā)出各種形態(tài)的抗議方式？他們將形成何種居住形態(tài)和社會關系網絡？他們的育兒方式、消費理念是與城市中產階級趨同還是有其鮮明特色？公共服務、收入等方面的差距，是否導致流動人口和戶籍人口之間的尖銳沖突？沿海大城市和內地中小城市流動家庭面臨的核心問題有何差異、與戶籍人口群體關系有何不同？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不僅是其自身生活方式和社會網絡重構的過程，同樣也勢必引發(fā)城市內部利益分配和社會秩序的調整。在這方面，社會學家尤其有責任通過深度的田野調查，引入經典理論視野，對上述問題做出回應。
3.政策的實踐過程
與流動人口家庭化、城鎮(zhèn)化相關的研究多多少少都涉及對相關政策的討論，但這些討論大多只限于提出政策改進方向，很少深入相關政策的實踐過程中。各級政府、不同政府部門和政策涉及的其他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利益，各地面臨的現實情況也不一樣，如果制定的政策不能精準把握這些群體的利益和地方民情，改革將很難有實質性的突破。楊東平（2017）主編的《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fā)展報告（2016）》，詳細考察了流動人口子女義務教育、異地中考、異地高考等政策在各地的實踐，對其中涉及的問題要害亦有分析。類似的考察也可以運用到對醫(yī)療、養(yǎng)老、就業(yè)等政策議題的研究中，并且還可以更深入。比如嘗試在地方相關職能部門、基層（街道、社區(qū)）進行蹲點調研，長期跟進地方政策的動態(tài)演變，深度理解教育政策與地方發(fā)展思路、政府體制之間的關系。對復雜的政策實踐過程的考察，可以為進一步的改革提供有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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