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fā)展的黃金時期，各種藝術門類，無不是名家輩出，精品迭見，書法更是如此。初唐書法以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最為著名，歐陽詢長虞世南一歲，褚遂良是他們的晚輩，比虞世南小三十九歲，全盤學褚的薛稷則比褚小五十三歲。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褚氏先世本在河南，晉室南遷，徒居江南。其父褚亮，博學能文，入隋曾為東宮學士，太常博士，后歸順秦王，為文學侍從之臣，列名十八學士之中。褚遂良是褚亮第二子，受其家風熏陶，年青時便博涉文史。自武德初年隨父入唐后，在其父政治關系影響下，始終得到魏徵、長孫無忌、虞世南等元老重臣的顧眷。先后做過秦王府鎧曹參軍、秘書郎、起居郎一類小官。
　　貞觀十二年，虞世南去世，太宗嘆無人與其論書，魏徵便推薦“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從此因擅長書法得以侍從太宗左右。清阮元認為魏徵推薦褚遂良，“此乃征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人，非薦其書�！保ā稉C經室三集》）可謂洞察魏徵真意。其后十年，褚遂良因為“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遂由起居郎逐步擢升為諫議大夫、黃門侍郎，最后位至佐天子而執(zhí)大政的中書令和輔佐太子的顧命大臣。史稱褚遂良“前后諫奏及陳便宜書數(shù)十，上多見采納”。諸如封禪、征戰(zhàn)、太子黜立等諸多重大問題上，皆竭忠盡職，面顏直諫，這都是太宗朝的事情。
　　李治即位后，褚遂良卻因諫阻立武則天為后，遭到無情貶斥，追削官爵，子孫流配，最后病死嶺南外郡。“古之仁人志士，一言相期，死不言悔，況于君臣之間。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志平生之言哉！”（《舊唐書·史臣傳》）褚遂良忠正剛烈的一生贏得了后人由衷的仰慕，而其書法，風格獨具，廣大教化，也與其名同著青史。
　　歐虞二人的書法，皆成熟于陳隋之際，晚年適逢盛唐，一并列入“初唐四家”。而褚遂良的書法，已開始脫離陳隋書風的影響，自立門戶，并成為有唐一代楷書成熟的時代標志。褚氏以后的楷書大家如徐浩、顏真卿等人，無不受其影響。所以劉熙載贊其為“唐之廣大教化主”。試觀褚氏平生書跡，不虛此言。
　　褚遂良的書法碑刻留傳至今的，據(jù)說二十余種，但大多為后人偽托或翻刻，可靠的只有數(shù)種：《伊闕佛龕碑》《孟法師碑》《房玄齡碑》《雁塔圣教序》等。
　　《伊闕佛龕碑》亦稱“三龕記”“龍門三龕碑”“伊闕佛龕之碑”，唐貞觀十五年（641）十一月刻于河南省洛陽龍門石窟壁賓陽洞內。唐太宗時宮中掌管詔令的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文。此碑乃磨去北魏造窟碑重新刊刻，現(xiàn)存三十二行，行五十一字，計一千六百余字。碑文記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為其亡母長孫皇后做功德等事跡。全文造句工整，辭風華麗，書法瀟灑，被稱為是文辭家和書法家的“天合之作”。此碑雖名為“碑”，實為摩崖刻石，字體清秀端莊，寬博古質，筆力挺勁，氣韻廣博，是早期褚書代表作，也是現(xiàn)存褚書字體最大的刻石。
　　傳世《伊闕佛龕碑》的最佳拓本是國家圖書館所藏明代何良俊清森閣舊藏宋拓本，此本拓工精致、字口如新，比《金石萃編》所載猶多五十余字。尾有何元朗、畢瀧、張效彬、沈志達、趙烈文等題跋，鈐“靜逸庵書畫印”“蓉初珍藏”“清森閣書畫記”“元和顧子山秘籍之印”等近三十方印。歷經清代畢瀧、沈志達、費念慈等遞藏，此本外框高三十四·五厘米，寬十九·七厘米；內框高二十九·六厘米，寬十四·四厘米。
　　何良�。�1506—1573），字元朗，號柘湖居士，華亭柘林（今上海市奉賢區(qū)柘林鎮(zhèn))人。明代戲曲理論家、藏書家。少年苦讀，為時俊才，嘉靖貢生，仕途失意。遂隱居著述，研討戲曲音律。喜藏書，建“清森閣”專藏書籍、名畫和金石拓本。著作有史事性筆記《何氏語林》傳世。（盧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