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十年前我替開明書店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時候我還在歐洲讀書,自己還是一個青年,就個人在做人讀書各方面所得的感觸,寫成書信寄回給國內青年朋友們,與其說存心教訓,毋寧說是談心。我原來沒有希望它能發(fā)生多大的影響,不料印行之后,它成為一種銷路最廣的書,里面一部分文章被采入國文課本,許多中小學校把它列入課外讀物。上海廣州都發(fā)現(xiàn)這本書的盜印本,還有一位作者用朱光潸的名字印行一本《給青年十三封信》,前三四年在成都的書店里還可以看到。我于是以《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作者見知于世,知我者固多,罪我者亦復不少。這一切,我剛才說,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坦白地說,這樣乘其不意地被人注視,我心里很有些不愉快。那是一本不成熟的處女作,不能表現(xiàn)我的成年的面目,而且掩蓋了后來我比較用心寫成的作品。尤其使我懊惱的是被人看作一個歡喜教訓人的人。我一向沒有自己能教訓人的錯覺,不過我對于實際人生問題愛思想,愛體驗,同時,我怕寂寞,我需要同情心,所以心里有所感觸,便希望拿來和朋友談,以便彼此印證。我仿佛向一個伙伴說:關于這一點,我是這樣想,你呢?我希望看他點一個頭,或是指出另一個看法。假如我口齒俐朗,加上身邊常有可談的朋友,我就寧愿對面傾心暢談,決不愿寫文章。無如我生來口齒鈍,可談的朋友又不常在身邊,情感和思想需要發(fā)泄,于是就請讀者做想象的朋友,和他作筆談。我用談 字毫不茍且,既是談就要誠懇親切。假如我的早年那本小冊子略有可取處,大概也就在此。

這是十年前的話。過去幾年中很有幾家書店和雜志為著貪圖銷路,要求我再寫給青年信那一類的文章,我心里未嘗不想說話,卻極力拒絕這些引誘,因為做馮婦向來不是一件愜意的事。于今我畢竟為《中央周刊》破戒,也有一個緣故。從前在那部處女作里所說的話很有些青年人的稚氣,寫時不免為一時熱情所驅遣,有失檢點,現(xiàn)在回想,頗有些羞愧。于今多吃了十年飯,多讀了幾部書,多接觸了一些人情世故,也多用了一些思考體驗,覺得舊話雖不必重提,漏洞卻須填補。因此,《中央周刊》約我寫稿,我就利用這個機會,陸續(xù)寫成這部小冊子中的二十來篇文章,其中也有幾篇是替旁的刊物寫的或沒有發(fā)表的,因為性質類似,也就把它們集在一起。

讀者有人寫信問我:這些文章有沒有一個系統(tǒng)? 有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我回答說:在寫時我只隨便閑談,不曾想把它寫成一部教科書,并沒有預定的系統(tǒng)或中心思想。

不過它不能說是完全沒有系統(tǒng)。這些年來我在學校里教書任職,和青年人接觸的機會多,關于修養(yǎng)的許多實際問題引起在這本小冊子里所發(fā)表的一些感想。問題自身有些聯(lián)絡,我的感想也隨之有些聯(lián)絡。萬變不離宗,談來談去,都歸結到做人的道理。

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中心思想。我的先天的資稟與后天的陶冶所組成的人格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我的每篇文章都是這有機體所放射的花花絮絮。我的個性就是這些文章的中心。如果向旁人檢討自己不是一樁罪過,我可以說:我大體上歡喜冷靜、沉著、穩(wěn)重、剛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yè),尊崇理性和意志,卻也不菲薄情感和想象。我的思想就抱著這個中心旋轉,我不另找玄學或形而上學的基礎。我信賴我的四十余年的積蓄,不向主義鑄造者舉債。

這些文章大半是在匆迫中寫成的。我每天要到校辦公、上課、開會、和同事同學們搬唇舌、寫信、預備功課。到晚來精疲力竭走回來,和妻子、女孩、女仆擠在一間臥室兼書房里,談笑了一陣后,已是八九點鐘,家人都去睡了,我才開始做我的工作,看書或是作文。這些文章就是這樣在深夜里聽著妻女打呼鼾寫成的。因為體質素弱,精力不濟,每夜至多只能寫兩小時,所以每篇文章隨斷隨續(xù),要兩三夜才寫成,運思的工夫還不在內。我雖然相當用心,文字終不免有些懈怠和草率。關于這一點,我對自己頗不滿,同時也羨慕有閑暇著述的人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