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竹盛把自己近年來寫的短文收為一集，取名《異議的義務》，囑我作序。我與他有師徒之誼，為他的書作序，自在情理之中。竹盛的研究近年來集中在平等問題、立法理論、轉(zhuǎn)型法治理論和中國的基層司法等方面，已經(jīng)成績斐然。這本小冊子即是例證。

本書雖然取名為《異議的義務》，但其內(nèi)容并不僅僅與知識分子有關。該書凡八章，涉及面頗廣。有關于具體法治的，有關于弱者權利保護的，有關于司法改革的，也有關于讀書治學的，或針砭時弊，或簡述法理，或抒發(fā)感慨，這些文章以精短的篇幅，活潑的文風，細致的筆觸道出了作者的關懷和情趣，記述了一位青年學人的求知之路。 這里不僅有對理論的追求，也有把理論用運于實踐的探索，當然，更有對現(xiàn)實的批判。

這些短文在它們最初問世時已經(jīng)各自具有重要意義�，F(xiàn)在收為一集，不光便于讀者集中了解作者的想法和觀點，也是作者對自己作品的一次系統(tǒng)反思。其中的一些主題和觀念很可能還會在作者以后的著述中再次出現(xiàn)，得到進一步闡發(fā)。因此，這本書的出版無論對讀者還是作者都是一件好事。

於興中

康奈爾大學法學院王氏講席教授

2015年10月26日

伊薩卡

自序

法治的忠誠異議者

2011年，我開始寫法治評論。那時我還在香港讀書，每天讀著嚴肅的學術文獻，寫著永遠也望不到盡頭的博士論文。寫作的過程像是堆砌巴別塔，一處沒有寫完，就被思緒帶到另一處起個頭。思想的荒原上，到處可見星火，但始終無法連成片燎了原，寫了丟掉，丟了再寫。

那一年我才注冊了微博，寫論文之余也上去閑逛，發(fā)現(xiàn)了《南方都市報》開設的香江評論欄目，作者們都在談香港的事情。想著反正也是到處放火，不如試著寫些小文章，起頭容易，收尾也容易，或許能將我從博士論文這座巴別塔的無盡消磨中解救出來。接下來四五個月里，這樣的小文章以一周三四篇的速度生產(chǎn)、發(fā)表，香港的時事、政策、人物，都成為了我筆下的主題。第一天寫的文章，一般第二天就能在報紙上看到，這樣的快節(jié)奏彌補了博士論文寫作的挫折感。

就這樣寫了三四年。等我博士畢業(yè)，評論話題已經(jīng)超出了香港，超出了法治，發(fā)表的報刊除了南都，還有南風窗、新京報、法制日報、新聞晨報、廣州日報等，體量竟然超過了我的博士論文，反客為主，最終結(jié)集領先出版。

如果說我的博士論文是一個智識建構(gòu)的過程先搭建一個理論的框架，再用以研究法治轉(zhuǎn)型的經(jīng)驗，那么這本評論集更像是一個自生自發(fā)的產(chǎn)物。每一篇的生產(chǎn)都是偶然的結(jié)果，隨時事而變，隨偶發(fā)而得。在我動筆寫下第一篇評論之時，完全沒有預想到結(jié)集出版的前景，但當我將這些小文章擺在一起，編排出目錄來，發(fā)現(xiàn)它們的格局竟有章法可循法治是它們的直接或間接主題。這些文章的問題意識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如何認識法治及其相關制度和價值，如何認識法治在現(xiàn)實中的運作，以及如何認識法治之下人們的行為。

我寫博士論文和寫這些小文章的兩種方式，恰好呼應了法治發(fā)展的兩種路徑建構(gòu)與生發(fā)。法治到底是有意建構(gòu)的結(jié)果，還是自生自發(fā)的產(chǎn)物？這是學者們常爭論的一個話題�，F(xiàn)在我已經(jīng)寫完了博士論文，也要出版論集了。這么看來，兩種路徑好像都能有些成果。但是第一種路徑的風險顯然更大，因為不少博士論文中途夭折了，或是難以通過答辯，或是即使通過了，最終的命運也不過是躺在圖書館落滿灰塵的角落里，除了答辯委員會和作者自己，沒有幾個人愿意再去翻開它。不論是束之高閣，還是自娛自樂，法治不應該是這樣的下場，可惜現(xiàn)實卻經(jīng)常如此。

古今中外這樣的下場并不少見。從埃及到泰國，再到烏克蘭，政治上分歧的各方都聲稱法治的重要性，但為了政治便利，法治卻成了權宜之計，被利用、被歪曲，乃至被拋棄。袁世凱在面對宋教仁刺殺案引發(fā)的全國性聲討時，也曾可憐兮兮地訴諸法治，幾乎是祈求民眾們不要抱著陰謀論的臆斷，把他當作幕后兇手即便是一代梟雄也有訴諸法治的時候。然而，當他決意逆歷史潮流，黃袍加身之時，卻拋棄了任何約法和憲章。

當今世界，少有不宣稱擁抱法治的國家，但二戰(zhàn)以來，真正實現(xiàn)法治昌明的國家卻寥寥可數(shù)。制定了憲法，通過了無數(shù)法律，法治卻遠未成為政治和社會生活方式。很多國家把法治當成了書面上的一部部法典，像博士論文一樣，以為寫完了，就拿到了法治的學位，就可以束之高閣了。

我肯定不會再寫第二本博士論文了，但法治評論還會繼續(xù)寫下去。法治的事業(yè)不像讀博，不會因為一本論文的完結(jié)而終結(jié)。法治是一個持續(xù)不斷，面臨一系列考驗的細碎過程。這個過程更像我寫法治評論的過程，新問題新事件出現(xiàn)，便需要有新的理解、分析和處理。當這些遭遇戰(zhàn)的戰(zhàn)果累積起來，法治的思路和框架便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扎實。法治的巴別塔雖然尚未觸及天國，但法治的根基卻越來越穩(wěn)固了，不容推翻。

本書最終定名為《異議的義務》，是書中一篇評論的標題。走向法治的路途上，我們需要的正是不斷提出異議。一定意義上講，異議的義務根植于法治倫理的深處。本書中的文章，多是以異議為主題，討論、反思和質(zhì)疑那些我們認為理所應當或是被要求認為是理所應當?shù)臇|西。在這本書中，法治有時候是異議的標尺，有時候也會成為異議的對象。在《法治的謎底》一文中，我談及如何對待法治真正的法治信徒，愛也不會愛過頭，恨也不會恨過頭。愛是因為法治值得愛，恨是因為希望法治更值得愛。我想，這便是一個法治的忠誠異議者所應秉持的態(tài)度。

本書中的大部分文章發(fā)表于《南方都市報》的香江評論欄目和論法的精神專欄，《南風窗》的縱論專欄，以及《新京報》的法治盛言專欄。感謝所有合作過的報刊評論編輯，感謝此書的責任編輯丁春暉先生，沒有你們的支持和督促，這本集子不可能存在；感謝我的博士導師於興中教授，正是你對法治和人類社會的深刻洞見鼓勵和引導我走上思考法治的道路；感謝我的博士論文，若不是為了逃避你，我也不會投靠你的這些小伙伴們。本書獻給我堅強樂觀的父親和天真無邪的女兒，他們都不知道我在寫什么，但他們一定都覺得我寫得很好。

葉竹盛

2015年11月13日

福建福州福祿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