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節(jié)選）

一些人物至今仍縈繞在西方的頭腦中：他們位于權力巔峰，卻自愿地，而非為情勢所迫，離開至高無上的權威與頭銜，離開他們所統(tǒng)治的帝國。他們使自己退回到了個人的狀態(tài)，并以普通人的身份了卻余生。無論是古代的政治理論家還是近代的歷史學家都未曾明確地將他們列為思考或研究的對象。正如我們將要證明的那樣，這也許是因為這些特立獨行的人物只能被當作特例來研究，而對于每個事例，我們必須考慮其置身的具體時代，尤其要參考為其提供佐證的原始資料、歷史文獻、文學作品以及想象的構筑。

通過研究其中的幾位，我們將試圖理解其行為的性質以及他們對于我們的獨特吸引力。我們同樣自問，為何尤其在古典時代，即16世紀和17世紀，這些歷史或文學人物震撼了人們的理智與想象；而現(xiàn)今，又是何等原因促使我們緊隨瓦爾特本雅明與恩斯特康托洛維茨的腳步，借助這些近代的人物與話語，試圖思考遜位這一難以想象的行為。

遜位的英雄人物都是誰？他們并非失敗的君主，因對手的叛亂或臣下的暴動而被迫放棄權力，而是憑借個人自由意志完成遜位行為的人。他們曾經并且仍然吸引著我們，而其人數(shù)之寥寥則愈發(fā)增添了這份吸引力。另外一些人，如高乃依的《西拿》（Cinna）中的奧古斯都皇帝，被拒絕至高權威這一匪夷所思的行為所吸引，卻始終無法跨出這一步，最終寧愿保存帝國，并為自己的退卻給出了正當?shù)幕虿淮_定的理由。

一些執(zhí)政官、獨裁者，幾位皇帝，一位古希臘君主，幾位國王，一位王后，甚至還有一位教皇和一位共和國總統(tǒng)：他們的人數(shù)之稀少增添了他們的聲譽，燃燒著人們想象的激情，似乎罕見亦助于突顯其行為的非凡性，同時賦予他們這種放棄統(tǒng)治權的行為一份獨特的魅力。究竟是歷史人物還是文學虛構，這根本不重要，他們的行為使其成為榜樣，激發(fā)了無盡的探討。因為，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行為既讓解釋呼之欲出又阻止了任何解釋的嘗試，似乎它可以調動一切可能的因素并且觸及所有的動機；它超越了種種理由，就在它激起它們的同時，就在它根據(jù)世界觀、社會觀、宗教表現(xiàn)、人的觀念以及人類行為理論使它們多樣化的同時。辛辛納圖斯、蘇拉、奧古斯都、波蘭的托勒密一世、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教皇切萊斯廷五世都曾被這欲望或欲念所觸及，并且其中一些甚至完成了決定性的行為。因而，他們的形象一貫吸引著我們：尤斯特修道院的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面對愛爾蘭海的夏爾戴高樂，他們這種不合常理的決定的影響震撼著21世紀的我們，正如它曾震撼17世紀的人們。

怎樣理解他們的行為呢？幾個世紀以來，解釋可謂繁多。是否因為疾病，對統(tǒng)治的疲乏，對至高權力的厭倦，抑或勞累累積而引發(fā)的休息的欲望？就在我們列舉這些平凡猜想的同時，我們可以感覺到這些猜想遠不及它們所要讓我們明白的事情：太正統(tǒng)的理由是無法解釋這個特殊行為的。我們是否應當更為深入些，而這將不再是普通借口，是否應當提及憂郁，厭惡任何形式的偉大，看穿一切權力局限性甚至，或者說是尤其看穿了絕對權力？可能我們已經略微可以確信了，盡管某種類似浪漫主義的東西可能會使我們的解釋變得脆弱：因為近代社會追崇的是君主的權力，以及人在掌控世界的那一刻所獲得的自主的權力，然而同樣在這個時代，作為這份自主的代價，蔓延開來的是對于一切的厭惡，所謂的看破紅塵，近代西班牙人稱之為desemgaño，歐洲沿襲了這個說法，即與自我及自身行為的一種距離，對于作為上帝創(chuàng)造物而固有的內在不足的確信�；�督教的體驗更堅定了這份憂郁的信念，即使它并非其唯一來源。通過思考基督的話語天國并不屬于這個世界以及反復閱讀《師主篇》（Imitation de Jesus Christ）該書全篇都宣揚著對世界的厭惡，提倡退出行動基督徒必然要與統(tǒng)治及權力的行為保持距離。近代憂郁的特質投射著古代與中世紀的漠然。對于一些人而言，這種內在的隱退以宗教的神召形式出現(xiàn)，即向往僧侶或隱士的生活，想要隱沒于修道院的沉寂之中；對于另外一些人而言，他們向往的則是多少類似文人的隱退，但也還是用沉思去克服行動的欲望；還有一些人，表面上仍然投身于這個政治、社會的外在行動世界之中，然而其內在的隱修不僅確保了他們拒絕完全入世的自由，同時在這個遭鄙夷的世界中，保存了一種清空了他們最內在意愿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