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序

一

《文學史的權(quán)力》出版超過十年，據(jù)說已經(jīng)脫銷，出版社希望重印，這讓我下定決心補寫最后一章“國語的文學史之成立”。說補寫，是因為這一章原來就在寫作計劃中，在討論了影響至今的“中國文學史”，它的形成，如何受到近代以來自西向東而又糅合了中國傳統(tǒng)的新的學術分類、歷史敘述、教學制度、意識形態(tài)、文藝思潮等各方面的制約之后，當然還要討論它和現(xiàn)代“國語”即白話文的關系，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在這里談到的文學，主要是一種書寫語言（書面語）的文學，文學史實在是一種關乎書寫語言變遷的文學歷史，還因為文學史著作本身，隨著現(xiàn)代國語運動的推進，最終也變成了是用白話即現(xiàn)代漢語的書寫。如果忽略了“中國文學史”的這一性質(zhì)，便無法完整地理解所謂“文學史的權(quán)力”從何而來，又為什么能夠持續(xù)地發(fā)揮它的效力。只是要說明這一點，則必須關注頭緒紛繁的晚清民初的國語運動，而在2002年最初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我覺得還沒有把握把它講得很清楚。

回想二十多年前，我剛剛進入文學史的學術史研究，那時并沒有料到這個話題會發(fā)酵，后來有那么大反響，也沒有預計到我個人會在這個題目里面盤桓這么久。我是在讀大學時接觸到文學史的，正如我在2002年版的“后記”中所寫，卻是在大學畢業(yè)后的幾年，因為各種機緣，看到各種各樣古今中外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是這一閱讀經(jīng)歷告訴我，同在“中國文學史”名下，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書寫不同的內(nèi)容。這是我對“文學史”真正產(chǎn)生興趣的契機，也為我后來做研究奠定了極為重要的文獻基礎。

但是在這里我還想要補充說明的是，從1980年代，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發(fā)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王曉明、陳思和提出“重寫文學史”，到1990年代，在王守常、陳平原、汪暉主編的《學人》上刊登“學術史研究筆談”，在陳平原、陳國球主編的《文學史》上刊登“舊籍新評”，這些同輩學者的思考特別是他們反省批判的能力，也給了我非常大的啟發(fā)和激勵。今天來看，它們大概都可以算作是在上個世紀末的風云激蕩中，這一代學者的困惑、選擇和努力，在學術上，希望突破舊的條條框框，開辟新局面，卻又受困于現(xiàn)實，在困境中左沖右突的表現(xiàn)。

文學研究的變化，首先出現(xiàn)在上述現(xiàn)當代領域，這不奇怪，因為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敘述與現(xiàn)當代史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春江水暖”，他們能最快感受到氣候的變化，而當時已經(jīng)可以看到的海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如夏志清先生《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的翻譯出版，又使人看到確實存在多元敘述的可能。相比之下，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人就未必有那么敏感，上個世紀末，主持各種古代文學史編寫的大多也還是上一輩學者，他們當時多是五六十歲，像我自己比較熟悉的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先生，就是在編寫中國文學通史系列中的魏晉和南北朝文學史，羅宗強先生是在撰寫并主編中國文學思想史，王運熙先生是在撰寫并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章培恒和袁行霈先生是在分別主編中國文學史教材。在很多人看來，與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相當不同的是，研究古典文學，需要有較長時間的學術積累，還要接受一定的語言和歷史訓練，因此不是那么容易隨著意識形態(tài)或一些理論的流轉(zhuǎn)而改變，整個學科比較成熟穩(wěn)定。而由于學科相對穩(wěn)定，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古典文學研究的評價，也并不那么要求有所謂整體觀念的變化，不像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那樣重視觀點、方法的創(chuàng)新，只要能發(fā)揮欣賞的又或考證的“軟硬功夫”，有點滴積累，就會被看作是對學術的推進。在這個學科，似乎更講究“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當然，有點滴積累實屬不易，何況是整個文學史觀念的轉(zhuǎn)變。1980年代末，既研究過古代文學也寫過現(xiàn)代文學史的王瑤先生號召說：如今大家在價值觀念上不盡相同，可以都來寫文學史，“寫出各種不同的文學史”（《文學史著作應該后來居上》）。躍躍欲試的人不是沒有，三十年來，不知出版了多少種新的文學史書，可是真的要寫“各種不同的文學史”，仍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1980年前后，我在大學里讀書，那時文學史課上讀得比較多的《中國文學史》，一套是由中國科學院文學所主編，一套是由游國恩等幾所大學的學者主編，都是1962、1963年出版。這兩套文學史，我一直以為只要排除掉其中過分具有時代色彩的政治化術語，無論敘述模式還是研究結(jié)論，在很多大的方面，都難以為后人超越，因為它們采取的作家作品論寫作方式，是經(jīng)過許多人反復試驗和論爭，才確立下來的一種文學史主流敘述模式，而當年那種群策群力集體辦大事的方法，也讓它們高度容納了此前幾十年文學史研究的成果。要突破這樣的文學史，首先，你要知道它們是怎么寫出來的，憑什么取得如此籠罩性的地位，簡單的意識形態(tài)檢討或政治批判都不足以說明問題。而這正是我研究“文學史”的初衷，也可以說是對從前“文學史”的學術史回顧，看近代以來的中國，在一個新的世界當中，怎樣講述自己的古典文學傳統(tǒng)。

投入這個題目，轉(zhuǎn)眼已近三十年，好比一步一回頭，而我自己并不感到厭倦，這是因為每一回頭，都能看到我們的來路，也就是古典文學研究在近代中國的展開，并經(jīng)由這小小的專業(yè)領域，去觸摸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文化的大勢，再跨步旅行到日本及歐美，去管窺世界文學的風景，從而讓自己時刻意識到古典文學的研究，既不是真的如面對青燈黃卷，與世隔絕，也不是所謂為己之學，可以自娛自樂自我滿足，它應該是現(xiàn)代學術的一部分，與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密切相關。幸運的是在過去三十年，由于思想學術的逐步開放，“讀書無禁區(qū)”，讓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文學和歷史理論，也看到各式各樣的文學史和歷史書寫�；叵攵�十年前，最初從日文本讀到�？�、從臺灣麥田出版社的譯本讀到海登·懷特，當時的莫大驚喜，猶在眼前，而那時我的書桌上，始終放著余英時先生在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出版的《歷史與思想》，經(jīng)常讀它的一個原因，是為了擺脫過去寫文章的那種腔調(diào)與結(jié)構(gòu)。

二

到今天來補寫“國語的文學史之成立”這一章，“千帆競過”，關于文學史，已經(jīng)有了太多的論著出版。就國語和文學史的關系，這些年，我看到的便有像王爾敏的《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之自覺及國語運動》、周光慶的《漢語與中國早期現(xiàn)代化思潮》、張軍的《清末的國語轉(zhuǎn)型》、王風的《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系》、王東杰的《從文字變起：中西學戰(zhàn)中的清季切音字運動》、商偉的《言文分離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文學史的權(quán)力》出版后的這十五年，時勢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隨著時勢的改變，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對古典傳統(tǒng)以及古典傳統(tǒng)在近代的轉(zhuǎn)型，似乎都有了新的評價。題目還是舊題目，但是論述的心境已然不同。

在寫作這最新一章的時候，我還是采取了回到近代中國文學史書寫起點的辦法，整整一個暑假埋頭在《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雜志中，從1915年9月出版的第一期起，按照時間順序，一期一期地逐月翻看新文學運動在這份雜志上是怎樣興起，又是怎樣與國語運動結(jié)合，在這個過程里，新文學的倡導者是如何看待古典文學，他們反對的是什么、接受的是什么，根據(jù)新文學觀念并基于國語（現(xiàn)代書面語）創(chuàng)造的要求而講述的文學史，與過去到底有什么區(qū)別，這些新文學史又是怎樣發(fā)掘過去被遮蔽的文學傳統(tǒng)，來為“文學的國語”和“國語的文學”提供一份歷史的資源。

如果說新文學運動是以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發(fā)表為標志，在1917年1月、2月揭開帷幕，那么講學術史，我想是應該要提前一年，也就是要回到1916年，這一年，也被稱作“中華帝國洪憲元年”。由于《新青年》被寄予了“灌輸常識，闡明學理，以厚惠學子”的厚望，讀者對它也有“不必批評時政，以遭不測，而使讀者有糧絕受饑之嘆”（1917年9月讀者來信）的要求，因此盡管輿論沸騰，在1916年的正月號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主編陳獨秀還是比較克制，僅僅說在新的一年里，他相信經(jīng)過一戰(zhàn)的洗禮，歐洲的軍事政治、思想學術“必有劇變”，對于中國青年，他則是抱了能與1915年以前的“古代史”隔絕、在政治社會道德學術各個方面更新自我的期望（《一九一六年》）。但是到了2月，他便忍不住發(fā)表評論，指出“三年以來，吾人于共和國體之下，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經(jīng)過這一段實驗，有識之士“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fā)，厭棄專制之心，因以明確”，擁護民主共和之國體還是擁護君主立憲之專制政治，“今茲之役，可謂新舊思潮之大激戰(zhàn)”（《吾人最后之覺悟》）。

這是新文學運動發(fā)生之前的情形，袁世凱背叛共和、復辟帝制，走與“獨立平等自由”的世界現(xiàn)代文明相反的路，讓《新青年》發(fā)行不到半年，就找到了自己的發(fā)力點，話題迅速聚焦于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的改革。在這樣的氛圍下，新文學運動和新的國語運動也都呼之欲出。

陳獨秀認為“儒者三綱之說”是君主立憲制的倫理思想基礎，魯迅也講過孔子是在袁世凱時代“被從新記得”，“跟著這事出現(xiàn)的便是帝制”（《在現(xiàn)代中國的孔夫子》）。他們是188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這一代人幾經(jīng)折騰，都把儒教和帝制的關系看得很透徹。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排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前面的，還有高一涵寫的《一九一七年預想之革命》，其所預想的革命，就是要打破專制思想，在政治上揭破“賢人政治”的真相，在教育上打消“孔教為修身大本”的憲條。而當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過了大概一個月，陳獨秀發(fā)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仍然在說：“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里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凈不可。”被他看作非要洗刷掉不可的舊思想里，除了孔教，還有文人學士寫的“頌揚功德、鋪張宮殿、田獵的漢賦，和那思君明道的韓文杜詩”。

以漢賦、韓文、杜詩為主流的傳統(tǒng)文學，既被歸為像孔教一樣的“舊思想”，這些舊思想又被視為君主立憲制得以存續(xù)的基礎，在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里，對于這樣的舊文學，因此只有不遺余力的排斥。我們看胡適后來經(jīng)常提到兩件事，一是某留學生監(jiān)督的一張小傳單，一是他和幾位留學生友人關于詩文的辯論，他說這使他產(chǎn)生了“文學革命”的沖動（《逼上梁山》《胡適口述自傳》），可是與當時人在海外的胡適相比，凡親身經(jīng)歷過袁世凱稱帝這一段歷史的人，無論是較為年長的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抑或年輕幾歲的傅斯年，一旦加入新文學陣營，都會比胡適要激烈得多，對傳統(tǒng)文學的批判更加徹底，對文學思想和內(nèi)容之革新的要求，也超過對文學形式的關注，用胡適形容陳獨秀的話來說，那就是一種不容置疑的“老革命黨的口氣”（《四十自述》）。

所以，錢玄同說新文學和國語的背后是新思潮，這是因為主張古文的人一定接著講“文以載道”，談國語,當然也不能不“牽及學術思想”（《黎錦熙〈“是個垃圾成個堆”〉的附言》）。所謂“新思潮”，便是陳獨秀所說擁護德先生（民治主義）、賽先生（科學），擁護起源于18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而擁護德先生、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本志罪案之答辯》）。國粹和舊文學，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情境下被判的死刑。帝制復辟的政治逆流，變成了從反向助推新思潮的力量，對晚清以來以“言文一致”為主要目標的文學改革和語言文字改革，也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推動著新文學和國語兩大潮流在1916—1919年短短的幾年內(nèi)緊密配合，“一蹴而就”，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績。

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便是在這樣的新文學及國語運動推翻了過去的文學傳統(tǒng)、確認了新的文學傳統(tǒng)之后建立起來的，要了解文學史這一敘事模式的形成，關鍵在哪里，勢必要回到這樣一個歷史的起點。

三

回到這樣一個歷史起點，當然也就是回到啟蒙時代。古典文學研究由于它的學科特性，常常使人忘記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中國文學史”是跟著新文學一道、是接受了啟蒙思想的影響后才出現(xiàn)的。1919年12月，胡適發(fā)表《新思潮的意義》，提出新思潮應該要通過“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來“再造文明”，至少是在這以后，“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便自覺地承擔起了再造文明、再造新文學的責任，而由此形成的文學史書寫模式，也逐步取代了各種形式的傳統(tǒng)文論，特別是在文學史里，不再看到“文起八代之衰”“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樣的一心追慕古人的口號，文學史不是為了傳承古代的某一詩體、文派，而是關乎胡適所說“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

因此，今天來討論文學史的學術史，除了要在歷史的脈絡里把文學史書寫變化的過程講清楚，要在這當中說明“文學史的權(quán)力”何以形成并持續(xù)發(fā)揮其效力，還要回答怎么評價新文學、怎么看待啟蒙思想的問題。

胡適曾說他在語文改革的問題上，原來很保守，是為時勢所趨，被“逼上梁山”，然后成了推行白話文、激進改革中國語言和文學的“策劃人”（《胡適口述自傳》）。1919年考進北京大學預科的魏建功，因“完全被‘新’的思想潮流所動蕩”（《“五四”三十年》），在胡適四十歲生日時，寫了一篇平話體的祝壽文，熱情謳歌胡適何以為“革新中國文學的先鋒將”而對那些“衛(wèi)道的人替古文‘會師勤王’”并不理會，最終促進了中國學術界“從思想的革新到學術的革新，從文學的改革到文字的改革”（《胡適之壽酒米糧庫》），這篇祝壽文當時頗得他老師錢玄同的贊賞，以為是把“胡先生志趣、思想和他對于白話文學及科學考古的提倡，敘得‘剛剛恰好’”。

而錢玄同也是受帝制復辟的教育，從復古變成反復古的（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他不僅提倡思想革命反禮教、文學革命用白話，還有更極端的“廢漢字”主張，并且終其一生，保持著與駢文律詩的距離。他和黃侃都是章太炎弟子，對黃侃有名的《音略》，后來他也批評得很厲害，以為其“說聲之發(fā)音，幾無一語不謬，彼自以為訂正江永之說，實在其誤甚于江永”，由此，還得到“國學必須受新文化洗禮之人才能講的明白”（《錢玄同日記》1922年1月23日）的結(jié)論。在贊成新文學的人里面，又有蔡元培這位清代末年進士，像錢玄同一樣，后來也再沒有改變過反對國粹和舊文學的立場，年近七旬時，他還說自己二十歲曾“為舊式的考據(jù)與詞章所拘束”，如果能回到二十歲，他的選擇一定是要多學幾種外語、補習自然科學，再專門研究他最愛的美學和世界美學史（《假如我的年紀回到二十歲》）。胡適當然也是如此，他晚年談到文學革命，對于白話文未能成為“完全的教育工具和文學工具”，并不滿意，同時也堅持說提倡白話文，打破了凡事必向祖宗求的民族主義心理，可以媲美現(xiàn)代歐洲各國的國語和文學發(fā)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胡適口述自傳》）。這大概是那一代人的態(tài)度，身歷其事，后來很少有變化。

我在這里之所以要提到魏建功的祝壽文，是因為看見最近有學者引用他在1955年發(fā)表的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文章中寫到他被胡適“一貫地傳播了毒害很深的資產(chǎn)階級‘文學語言觀點’”弄得“顛倒昏迷”過，而胡適在依照“中國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這一文學革命“中心理論”寫出的《白話文學史》里，用“古文”代替“文言”，是“把一種文體（古文）和表達文體的語言（文言）混淆起來了”（《胡適文學語言觀點批判》）。也許是在很多年以后，他確實看到胡適文學史里面的破綻，但也許是在很多年后，當胡適他們反對的“死文學”不再有市場，不再給人帶來困擾，推行白話文的意義便日益模糊。老實講，胡適早期提到的“古文”，并不等于我們現(xiàn)在一般講的古文即文言，多數(shù)時候都是指“古文傳統(tǒng)史”中的古文，也就是桐城派標榜的古文和文學史上韓柳歐蘇的古文，它的對立面，因此才是《紅樓夢》《儒林外史》這類小說的“白話文”（胡適《白話文學史·引子》），魏建功在1955年的這個批評，多少是抽離了當時的語境。而我在這里想要說的是，不管出于什么樣的原因，如果將這同一作者前后兩篇針對胡適的文章放在一起加以比照，大概我們能夠直接感受到的，首先還是時勢之變。

魏建功是我們的老師，但是他1980年去世前，只給我們古典文獻七七級講過一課，講課的內(nèi)容，我們都不大記得了，對這位老前輩的了解，現(xiàn)在主要靠讀《魏建功文集》。在2001年出版的這五冊文集里，卻只收了他為胡適寫的祝壽文，而沒有收他后來批判胡適的文章，不知這是魏先生自己的意思，還是編者替他以前日之是否定昨日之非？魏先生的專業(yè)是音韻學，這是被視為傳統(tǒng)學術之根底的一門學問，看起來非常艱深而穩(wěn)固，但即便如此，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思想學術，依然是隨著時勢的轉(zhuǎn)移而變化起伏。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克羅齊的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從胡適、陳獨秀那一代人開始建立的中國文學史敘述模式，就是因為始終伴隨著強烈的當代意識，才打破舊傳統(tǒng)而延續(xù)到今天。當我們回顧這一段文學史的學術史歷程，當我們懷著敬佩同時也希望能夠超越他們的時候，應當始終明白的是，無論桐城派的古文、阮元的駢文抑或宗唐、宗宋的老路，都不是我們該走的路。


2017年12月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