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課題的一項專題研究成果。本項專題研究的預定目標是：“以西周青銅器中銘文可供西周歷譜研究者為主，就其形制、紋飾作考古學的分期斷代研究，為改進西周歷譜研究提供比較可靠的依據(jù)。”所謂“銘文可供西周歷譜研究”的銅器，是指銘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銅器。專題研究的任務是要從考古學上對這些四要素俱全銅器進行比較準確的分期斷代，從而使歷譜研究能夠建立在科學的堅實基礎之上，避免過去那種不顧銅器年代妄加推算的隨意情況。
　　西周銅器的分期斷代研究，肇始于本世紀30年代，在此之前則是一團混沌。宋代和清代的金石學家，對個別銅器的年代偶有論及，或就銘文中的人名與文獻記載比附，或依后世歷術推步歷朔，缺乏對銅器形制、紋飾和銘文的全面考察，因而所定年代多不可靠。郭沫若在1932年編撰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以及1935年增訂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和《考釋》，第一次將近代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應用于銅器研究，對西周時代的有銘銅器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研究，初步建立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他對250件西周重要器銘進行斷代，是以“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標準器”為基點，聯(lián)系相關的人名和史事，注重器物的形制和紋飾，再檢驗相互之間的歷朔關系。郭沫若創(chuàng)立的這種標準器斷代法，在銅器研究領域具有劃時代的開拓性意義。
　　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問世后不久，中外有關學者受其影響，著手對西周銅器進行新的研究。瑞典學者高本漢（B.Karlgren）于1936和1937年，先后發(fā)表《中國青銅器中的殷器和周器》、《中國青銅器的新研究》二文…，根據(jù)《大系》等書判定的金文年代，探討殷代和西周不同時期銅器形制和紋飾的特點，提出殷式、殷周式等概念，形成自己的研究體系。容庚于1941年出版的綜合性論著《商周彝器通考》，詳細占有傳世銅器資料，系統(tǒng)論述商周銅器的諸多方面問題。該書的突出特點是，選錄50多種銅器的上千幅圖像，以及70多種銅器紋飾的常見樣式，分別按其類型差別和時代先后編列，形成內容豐富的參考圖譜。其中，西周銅器占較大比重，被區(qū)分為前后兩期，至于判定具體王世的240多件西周有銘銅器，則“與郭氏同者十七八，而異者亦十二三也”。
　　后來，陳夢家于40年代后期，大力收集流散歐美各地的商周銅器，更加深入地進行考古類型學研究‘21；繼而于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寫作《西周銅器斷代》一書’引，將西周銅器分為早、中、晚三期（分別以昭穆之間和夷厲之間為限），還曾考慮將中期再分前、后兩段（以恭懿之間為限），全書論及有銘銅器400件，對標準器斷代法又有新的發(fā)展。他在進行西周銅器的斷代研究時，對已有銅器資料作了盡可能徹底的清理，密切關注新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成果，不僅深入分析器銘內部的多方面聯(lián)系，例如同作器者，同父祖、同族名、同官名、同時、同地、同事等等，而且更加注重銘文字形和書體、器物形制和紋飾的相互比較，力主在綜合考察的基礎上作出決斷。這對于西周銅器研究進一步走上考古類型學的科學軌道，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7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周原、豐鎬等地眾多西周高級貴族墓葬和青銅器窖藏的陸續(xù)發(fā)現(xiàn)，年代和組合可靠的西周銅器資料有大幅度增加，這便為西周銅器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唐蘭總結自己畢生的研究心得，再次清理有關資料，著手撰寫《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一書。令人遺憾的是，他僅完成全書不到一半的篇幅，穆王部分尚未全部寫完，便與世長辭。李學勤、馬承源和其他學者，為提高西周銅器的研究水平而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外國有關學者也有不少新的貢獻。許多新出土的西周有銘銅器，經過各方面專家多角度的共同討論，被確認為某些王世的標準器，為西周銅器斷代增添一系列可靠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