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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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賓四）先生自學出身，沒有學歷，沒有師承，很長一段時間在小學教書，然而他認真閱讀并整理了古書中幾乎所有春秋、戰(zhàn)國相關史料，寫成了《先秦諸子系年》一書。之所以寫這樣一本考據大書，很重要的刺激來自名噪一時的《古史辨》，錢穆認為以顧頡剛為首的這群學者，疑古太過，帶著先入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國古代史料，處處尋覓偽造作假的痕跡，沒有平心靜氣盡量客觀做好查考比對文獻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這些被他們拿來疑古辨?zhèn)蔚牟牧暇烤剐纬捎谑裁磿r代。他們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許多推論必定流于意氣、草率，于是錢穆便以一己之力從根做起，竟然將大部分史料精確排比到可以編年的成就。

很明顯地，《先秦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擊《古史辨》的可信度。當時任職燕京大學，在中國學術界意氣風發(fā)引領風騷的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體會了錢穆的用意，他的反應是什么？他立刻推薦錢穆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也邀請錢穆為《燕京學報》寫稿。中山大學錢穆沒有去，倒是替《燕京學報》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自己說：此文不啻特與頡剛諍議，頡剛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薦余在燕京任教。

這是個民國傳奇。里面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對于知識學問的熱情執(zhí)著，也牽涉到那個時代學者的真誠風范，還牽涉到那個時代學院重視學識高于重視學歷的開放氣氛。沒有學歷的錢穆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中，單純靠學問折服了潛在的論敵，因而得以進入當時的最高學府任教。

這傳奇還有后續(xù)。錢穆后來從燕京大學轉往北大，中國通史是當時政府規(guī)定的大學歷史系必修課，北大歷史系慣常的做法，是讓系里每個老師輪流排課，將自己所擅長的時代或領域，濃縮在幾堂課中教授，用這種方式來構成中國通史課程。換句話說，大家理所當然認為中國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斷代的中國歷史接續(xù)起來，頂多再加上一些跨時代的專史。

可是被派去中國通史課堂負責秦漢一段歷史的錢穆，不同意這項作法。他公開地對學生表達了質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師說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師要說什么，每個老師來給學生片片斷斷的知識，怎么可能讓學生獲得貫通的中國史理解？學生被錢穆的質疑說服了，也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學生認為既然不合理就該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評反對得有道理就該改。
怎么改？那就將中國通史整合起來，上學期由錢穆教，下學期則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學者陳寅恪教。這樣很好吧？問了錢穆，錢穆卻說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個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個人教！

這是何等狂傲的態(tài)度？本來只是個小學教員，靠顧頡剛提拔才破格進到北大歷史系任職的錢穆，竟然敢要排擠數不清精通多少種語言，已經是中古史權威的大學者陳寅恪，自己一個人獨攬教中國通史的工作？他憑什么？他有資格嗎？

至少那個年代的北大歷史系覺得他有資格，依從他的意思，讓錢穆自己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他累積了在北大教中國通史的經驗，后來抗戰(zhàn)中，就在隨西南聯大避居昆明時，埋首寫出了經典史著《國史大綱》。

02

由《國史大綱》的內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歷史系接受讓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寧是他對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當時系里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上下兩千年的時代，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fā)生過那么多的事，對于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zhàn)，不在如何收集兩千年來留下來的種種數據，而在如何從龐大的數據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間選擇什么、又放棄什么。

關鍵在于有意義。只是將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fā)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數據；留下記錄數據可供后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更重要的，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之間有什么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么關聯，那么知道過去發(fā)生了什么要做什么？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有意識地進行選擇，并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fā)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所以，前面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致后來有了那樣的發(fā)展；前面做了這樣的決定，導致后來有了那樣的結果。排出因為／所以來，歷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歷史也就能夠藉此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guī)律。

通古今之變，也就是要從規(guī)模上將歷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正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索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么樣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還是從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得以回答什么只有放進歷史中才能回答的關鍵大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這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起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歷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眾多可能觀點的其中一個，藉由歷史的敘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樣的人研究歷史會看到、凸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按著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么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著落了。

03

這也是我明顯自不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歷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歷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歷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的一部份，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只是眾多中國歷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述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認識。意思是我自覺針對已經有過中國歷史一定認識的讀者，透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甚至大眾傳媒有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常識、一些刻板印象。我試圖要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歷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中間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選擇我的中國史敘述重點時，我會優(yōu)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相當扎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運用在研究中國歷史所累積的豐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歷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系、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歷史常識中，以至于活在21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竟然都還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fā)現、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戰(zhàn)、取代傳統舊說法。

重新認識的另一個目的，是回到為什么學歷史的態(tài)度問題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學歷史到底在學什么？是學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誦下來考試時答題？這樣的歷史知識一來是根本隨時在互聯網上都能查得到，二來是和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么關聯？不然是學用現代想法改編的古裝歷史故事、歷史戲劇嗎？這樣的歷史，固然有現實連結，方便我們投射感情入戲，然而對于我們了解過去、體會不同時代的特殊性，有什么幫助呢？

在這套書中，我的一貫信念是學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學What──歷史上發(fā)生了什么，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這些事是如何發(fā)生的，為什么會發(fā)生。沒有What當然無從解釋How and Why，歷史不可能離開事實敘述只存在理論；然而歷史也不可以、不應該只停留在事實敘述上。只敘述事實不解釋如何與為什么，無論將事實說得再怎么生動，畢竟無助于我們從歷史而認識人的行為多樣性以及個體或集體行為邏輯。

借由述說漫長的中國歷史，藉由同時探究歷史中的如何與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幫助讀者梳理、思考今日當下這個文明、這個社會是如何形成的；二方面能讓讀者確切感受到中國文明內在的多元樣貌。在時間之流里，中國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一塊，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明曾經有過太多不一樣的變化。這些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種種變貌，總和加起來才是中國。在沒有如實認識中國歷史的豐富變化之前，讓我們先別將任何關于中國的看法說法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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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套一邊說中國歷史，一邊解釋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書。我的用心是希望讀者不要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信息當作是斬金截鐵的事實，而能夠在閱讀中部份地主動參與去好奇、去思考：我們怎么能知道過去發(fā)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評斷該相信什么懷疑什么？歷史知識的來歷常常和歷史本身同樣曲折復雜，甚至更加曲折復雜。

這套書一共分成13冊，能夠成書最主要是有臺灣的敏隆講堂和趨勢講堂讓我能夠兩度完整地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每一次的課程都前后橫跨五個年頭，換句話說，從2007年第一講開講算起，花了超過十年。十年備課授課過程中，大部分時間用于消化各式各樣的論文、專書，也就是關于中國歷史的研究，并努力吸收這些研究的發(fā)現與論點，盡量有機地編組進我的歷史敘述與討論中。明白地說，我將自己的角色設定為一個勤勞、忠實、不輕信不妥協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進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獨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棄自己的原創(chuàng)研究沖動，虛心地站在前輩同輩學者的龐大學術基礎上，才有可能處理中國通史題材，也才能找出一點點通的心得。

將近兩百萬字的篇幅，涵蓋從新石器時代到辛亥革命的時間范圍，這樣一套書，一定不可避免含夾了許多錯誤。我只能期望能夠將單純知識事實上的硬傷失誤降到最低，至于論理與解釋帶有疑義的部分就當作是拋磚引玉，請專家讀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見，得以將中國歷史的認識推到更廣且更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