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關(guān)于《作庭記》《作庭記》是針對寢殿造建筑庭園的造園秘傳書，也是日本古老的造園書。其內(nèi)容基于實踐所得，專業(yè)、詳盡、簡明扼要，極具操作性。由于有口傳的需求，過去書寫時，對于重要部分并沒有利用漢字，而是以平假名（如避き、良き）進行記錄，故明者自明，于不明者則頗為費解。大部分《作庭記》的注本，皆以谷村家所藏《作庭記》為底本。然而，這一冊中并未有作庭記之書名。直到《群書類從》中以作庭記一名將相似內(nèi)容收錄，才被后世沿用至今。根據(jù)所藏系路，《作庭記》也被稱為《園池秘抄》《前栽秘抄》，另有一內(nèi)容稍異的《山水抄》�？峙率窃诒徽�理為《作庭記》之前，已有源于巨勢家、宋人或延圓等繪師的多本秘傳之書，而《作庭記》便是集其精華之作。不難想象，其時諸位編者、改寫之人，多少會基于一己之趣進行取舍。而在我看來，谷村家藏本對秘傳者的理解更深刻，別無其他。至于《作庭記》的作者，雖無明文記載，但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或可見端倪：高陽院宮殿修造之時，精通立石之人皆已不在……故宇治殿親自指示立石。當時我時常進殿，得以充分見聞立石作庭之事。高陽院曾歷數(shù)次修造，但在宇治殿執(zhí)政時期，即藤原賴通逝世（承保元年［1074 年］）之前，僅有兩次。一為長歷三年（1039 年）火災(zāi)，于長久三年（1042 年）重建完工，一為天喜二年（1054 年）遭焚毀，于康平三年（1060 年）重建完工。換言之，長歷三年之后，僅用三年便可供宇治殿行幸，想必受災(zāi)是極小范圍的，并無修造庭院之必要。而天喜二年后的重建耗時六年，《作庭記》作者提及進殿見聞立石之事，大概正是此時。依據(jù)《作庭記》書中內(nèi)容，推測作者應(yīng)滿足如下條件：①平日身處宇治殿附近，能夠?qū)α⑹�之事耳聞目見；②延圓阿阇梨的后人；③與巨勢弘高同一年代者，或其后人；④蓮仲法師提出東北院立石之后的人物，具有判斷如此立石觸犯禁忌的作庭能力，且擁有能夠公然言明此事之地位�；�于如上考量，作者身份也漸漸浮出水面，即被評價為號為伏見修理大夫，明曉水石之風流（《尊卑分脈》）的藤原賴通之子，橘俊綱�？【V自宅伏見殿的庭園，也曾被稱贊風流勝他，水石幽奇（《中右記》）�？【V生于長元元年（1028 年），卒于嘉保元年（1094 年），時六十七歲。長歷三年高陽院發(fā)生火災(zāi)之時，俊綱十二歲；天喜二年高陽院遭焚毀時，俊綱二十七歲；至重建完工的康平三年，俊綱已三十三歲。天喜二年，俊綱寢殿移至臨時御所（賴通第四條宮）的南殿（《百煉抄》），天喜至康平年間，應(yīng)亦是俊綱活躍于作庭之時。承保元年（1074 年）賴通死時，俊綱四十七歲。承歷四年（1080 年）高陽院再次焚毀，俊綱五十二歲。寬治七年（1093 年）俊綱的伏見殿遭到焚毀，此時俊綱六十六歲，不幸之事接二連三�；蛟S正是在賴通死后，俊綱開始意識到，自己有責任將所得之文書傳于后世。順便一說，高陽院創(chuàng)建于治安元年（1021 年），東北院的落成是在長元三年（1030 年），延圓阿阇梨之死是在長歷四年（1040 年），東北院的焚毀是在康平元年（1058 年），重建完工于康平四年（1061 年）。如果說延圓死后蓮仲法師在東北院立石，是導致東北院焚毀及重建的原因，那么《作庭記》的創(chuàng)作，應(yīng)當就在重建完工的康平四年（1061 年）（俊綱三十四歲）到俊綱以六十七歲離世的嘉保元年（1094 年）之間。作庭、組石的特殊性組石，無法以一己之力完成。指揮組石者，必須能從石的相對側(cè)，觀察到石與石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石的狀態(tài)和表情。而由三又（現(xiàn)在的起重機）吊至空中之石，更可在三維空間中展現(xiàn)千變?nèi)f化之態(tài)。指揮者應(yīng)從其中捕捉所需之一瞬，再命工匠將石保持如此狀態(tài)固定于地面。組石之時，指揮者與工匠應(yīng)夾石而立。若有主人可從大局判斷庭園布置，指揮者應(yīng)立其近旁，悉聞其言，再向工匠傳達指令�！蹲魍ビ洝诽峒案哧栐盒拊鞎r有言：宇治殿親自指示立石。當時我時常進殿，得以充分見聞立石作庭之事。所言正是此要旨，即不可單純作為旁觀者遠遠望之�！蹲魍ビ洝返漠惐尽渡剿�抄》在同一內(nèi)容的文章之中，也有予一人一向奉行等記述，亦是細聽指示，再傳令于工匠之意�？傊�二書皆言一事，并清楚表明了組石的分工。因指揮者不可同為施工者，故予一人足矣。此外，組石時人員混亂，進出頻繁，指揮者不宜更換，故時常進殿實為必要�！蹲魍ビ洝返牡妆炯靶Ｓ喴�旨本書以谷村家藏本為底本。因《作庭記》也被《群書類從》收錄，而底本的細致程度不可與之相比，故在字跡模糊、缺失時，本書亦會參考《群書類從》。盡管后世已對底本之誤進行刪除或修改，但大部分是因無法理解秘傳而產(chǎn)生的曲解。事實上，底本本身已是能領(lǐng)悟秘傳者的表述。盡管本人常閱《作庭記》，但若不能正確把握語句之義，也就無法深刻領(lǐng)會整體內(nèi)容。舉例而言，本書第19 節(jié)遣水之石中的爪石和水漉石，雖然正文中有具體的解釋，但在理解時，還是會將平假名換成對應(yīng)的漢字，并想象這些石塊以高低順序置于池底之景。如此一來，不同石塊的特征、功能就會清晰浮現(xiàn)于腦海之中。關(guān)于《山水并野形圖》《山水并野形圖》，如書末跋文所言，其基礎(chǔ)為美馬入道凈喜整理的增圓以來之書或口傳之秘事。這些與凈喜自身的加筆一同傳于增悟上人，于文安五年（1448 年）匯成此書。由此可以推斷，成書年代應(yīng)是室町時代前后，但書中絲毫不見茶道的影響，故至少成書于桃山時代之前。不過書中提及的鏡石曲木等，倒是與茶道世界中的蹲踞之后石袖折之松相仿。回歸生本二字亦為同理。而第7 節(jié)有言設(shè)壺庭。壺是指鐮倉時代至室町時代流行的犬追物（遠射象征惡靈的白狐，實際以犬代白狐）運動中的箭壺。由此可確認，本書早應(yīng)追溯至鐮倉時代。日本庭園根本之精神，源于對自然、草木、石的敬畏，《山水并野形圖》正是依附于這一精神核心。雖然使用名石無名石等稱呼以便區(qū)分石之類型，但書之要旨，是平靜坐于庭上，嚴正其心。直至今日，日本人仍能向庭而坐，體會其深妙，或許也應(yīng)歸功于流傳之禮法�！蹲魍ビ洝放c《山水并野形圖》這兩冊秘傳之書，對真心想要了解庭事之人而言，絕對是不可錯過的讀物。此次出版社能夠接受我的無理請求，將二冊合一，實現(xiàn)了我多年的心愿，實在是喜悅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