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之初，白話文——更不用說白話文學——足孤立而寂寞的。否則，也用不著劉半農和錢玄同演雙簧。雖然1915年當時的教育部規(guī)定，學校的教育要講授白話文，但是，以那時的文化氣氛和歷史慣性，文言文仍然是主流。1915年9月，《新青年》（那時叫《青年雜志》）在上海發(fā)行的時候，也不例外，全都是文言。蘇曼殊的創(chuàng)作、劉半農的翻譯，概莫能外。在1917年以后的《新青年》上，白話文（尤其是白話詩）才漸漸多起來。一邊發(fā)揚新的文學觀，刊發(fā)以白話文寫的新作，一邊與一些舊派文人如林琴南等打筆仗。進入20世紀20年代后，則是與《學衡》和《甲寅》等論戰(zhàn)。前者的主編是與胡適一樣留美的“同學”吳宓（雖然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吳宓在哈佛大學，兩者并無直接交集），后者的主編章士釗則是陳獨秀的老上級——章士釗在日本創(chuàng)辦《甲寅》雜志時，陳獨秀在他手下工作過。
　　在白話文運動之初，舊派文人對白話文學的批評，不難讓人想起戊戌變法前后梁啟超所受到的批評，說他的文章是“報章體”“野狐禪”，一臉的不屑。說起來，雖只相隔20年，卻驚人的相似。不過，批評歸批評，白話文和白話文學還是很快成長、壯大起來。在短短十幾年里，就發(fā)展到書店（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要編“新文學大系”了。很難想象，當時見證白話文學發(fā)展的出版人，參與白話文學創(chuàng)作的作家、詩人、知識分子，他們的文學自信是從哪里來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總主編是趙家璧。1934年12月25日，魯迅接受趙家璧的邀請，同意編選“新文學大系”小說卷時，趙家璧才28歲。這一年，其他幾位編選者如茅盾（編選《小說一集》）38歲，鄭振鐸（編選《文學論爭集》）、朱自清（編選《詩集》）36歲，編選《史料·索引》的阿英最年輕，只有34歲。年齡最大的是魯迅，54歲。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從哪里來的自信，就這么當仁不讓地干了起來？他們所編選的內容可是從1917年到1926年10年的創(chuàng)作與理論。此間的許多白話文學作者，當時都不過20多歲（像俞平伯、馮至等年輕作者在創(chuàng)作之初甚至不到20歲），年齡最大的作者之一魯迅，也不過處于36歲和45歲之間……
　　除了魯迅中年式的沉郁與深刻外，中國現代文學自有其孩童般率真的一面。在新文學發(fā)展近20年后，為之做一番揀擇、整理的工作，也為歷史留下一些基本的資料。對此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也有它的考慮，無論從社會的角度，還是從商業(yè)的角度……這些都是理由，但是似乎也說明不了——至少難以完全說明，那時的詩人、作家和學者為什么對于新文化運動之初的10年、發(fā)展還很不成熟的文學，有那樣的信心和尊重？為什么會對年輕人的創(chuàng)作感興趣？
　　轉眼100年過去。從新文化運動發(fā)軔至今，已整整一個世紀了。我們很少再有這樣的自信，或說胸懷。如果不算1949年之后的30年因為政治因素和自我封閉而夜郎自大，能與新文學最初20年的朝氣和自信相媲美的，大約要算20世紀80年代了。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雖然政治氣候乍暖還寒，但是“解凍”是無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