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歌寫了一段對談小引，把要說的話都說了，說得很好，我看了有點感動，更多共鳴。不過，照田還要我也寫幾句話，自然只能以狗尾續(xù)之了。

我是做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的，談認識論，絕非我之所能。孫歌拉我對談，說是要談我們的研究，我的研究與她的領(lǐng)域不同，井水犯不到河水，怎么談呢？我想，要談，總得談出些對方也有點興趣的東西，才可能談下去，甚至頂頂牛。在臺灣和孫歌約好時間之后的那些天，我一直都在努力構(gòu)思，但越胡思就越是亂想，找不到頭緒。直到那個臺風來臨前夕的早上，走進臺大修齊會館那一刻，我還沒有想清楚應該談什么，怎么談。沒想到，談話開始，孫歌的一段話，一下子就觸到了我那根正在興奮中的神經(jīng)。我那個學期在臺灣，江湖上跑場叫賣的一個題目，叫作走向田野的歷史學。場子擺開，我開頭吆喝一番的話，都是從國家的歷史到人的歷史。近些年來，我越來越感到，我們所做的研究，要讓人看出點門道，還是要先把這個底牌亮出來。于是，我當時接下孫歌的話茬，就扔出了一堆表白自己歷史觀的話。也許就是這樣，后面的談話，很自然地總轉(zhuǎn)不出認識論的話題。

這樣的議題，如果要我寫文章，大概永遠寫不出來的，但以對談的方式，把自己多年研究時的困惑、思考和反省交代出來，面對著孫歌這樣高明和默契的談話對手，竟然就談了大半天，有了這篇幾萬字的稿子。對我來說，這個結(jié)果實在是一種意外，讀著最后整理出來的這篇文字，我甚至有點釋然。最近一些年，我們過去30多年的研究似乎開始引起學界一點興趣，不時有機會報告一下我們的研究心得；在大學里教書，自己的學生也總是努力地去閱讀一點我們寫過的東西。不過，在大多數(shù)場合，無論是寫文章，做講座，還是指導學生，或者師友間交流，我常常都感覺到似乎存在某種溝通上的隙罅。在很多具體問題的討論中，無論是贊成、附和甚至仿效，還是商榷，批評甚至詰難，都似乎難免要面對很多誤讀和誤解。究其然，無疑主要是因為自己腦鈍筆拙口笨，但在一些歷史觀、認識論或方法論的前提下存在分歧，也許是更深層的原因。我越來越覺得，很多具體的研究，在討論時都需要先交代清楚這些認識論的前提。但實際上，很少有合適的場合可以讓我作這種交代�，F(xiàn)在有了這個機會，在孫歌的引導下談了這些想法，雖然有些隨意，有些粗糙，有些欠嚴謹，有些意猶未盡，但總算有了一個表白，至少對要閱讀我的研究的學生來說，也算是一種交代。

我對孫歌的認識，是從她90年代在《讀書》雜志一連發(fā)表的三篇關(guān)于《在亞洲思考》的文章開始的。這套由溝口雄三主編的叢書中所收一百多篇論文討論的問題，和我的研究領(lǐng)域較接近。尤其是前面三卷的責編濱下武志，是我最尊敬也很熟悉的師長，他現(xiàn)在還是我的院長，從那時起，他一直和我們在華南鄉(xiāng)村一起行走，一起研討。當我看到竟然有一個做文學研究的人，在《讀書》上議論我以為只有我們才熟悉的話題，理解是這么貼近，表述是這樣精到，自然眼睛一亮。我很驚訝，也很興奮，竟然能夠從一位做文學和思想史的同輩學者中找到知音，以至于后來在我們其實次數(shù)不是太多的交往中，總像老朋友一樣，聊起很多話題都欲罷難休�，F(xiàn)在回想起來，其實我們每次的談話，我都是不得要領(lǐng)的。她談的東西，我都是不懂裝懂夸夸其談地回應；我談的話題，她卻總是努力放進她的思想框架中。不過，在談話中那種思維的契合和思想的共鳴，卻是印象深刻，享受無窮。在我答應做這次對談的時候，既心懷期待，又內(nèi)心虛張，就是為以往這些感受所驅(qū)使；我之所以在走入臺大修齊會館時還不知談什么，但當孫歌開頭說了一番話我就迫不及待要把話接過去，相信是以往這些經(jīng)歷的延伸。這種經(jīng)驗讓我相信，研究課題、研究領(lǐng)域和具體見解的差異，并不構(gòu)成學術(shù)的畛域。學術(shù)的奏鳴曲只有由不同的樂器分別奏出不同的音符才能合成，當然，節(jié)奏的呼應與旋律的共鳴可能更是關(guān)鍵。

這次對談是為在《人間思想》上刊出而做的。把交談的聲音轉(zhuǎn)換成文字記錄其實是一件痛苦的事，首先要感謝在原始錄音稿基礎(chǔ)上進行文字加工的《人間思想》編輯張靜女士，我的語言表達特別笨，話說得語無倫次，一定令她痛苦不堪。我看到記錄稿的時候，也有點不能相信，如此混亂的語句和詞不達意的表達，在對談的現(xiàn)場，孫歌怎么好像都能聽明白呢？由此可見，在共享問題意識的前提下，討論到了一定深度之后，詞語就不是唯一傳達意義的手段了，在這一意義上，文字書寫其實是很難直接取代和再現(xiàn)對話現(xiàn)場的。但我們畢竟還是想以文字形式把我們的對話同大家分享，于是，用了一番功夫，把文字記錄稿重新整理，刪掉了很多重復和枝節(jié)的內(nèi)容，把很多閱讀不通的文句改到稍為通暢，在盡可能保存對話原意的前提下，也補充了一些令思路連貫起來的內(nèi)容。承蒙照田兄、士明兄不棄，決定把文稿分兩期刊出，同時再以單本印行，并允把前幾年兩位年輕學者同我作的訪談附上。單行本需有一個書名，經(jīng)我提議再由孫歌改定為《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guān)于區(qū)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這個題目看起來有作大之嫌。為什么用這樣一個題目？我在提出建議的當時，發(fā)了一個郵件給孫歌、照田和士明，解釋我當時的想法，我在郵件中寫道：

第一，尋找中國，意味著我的研究不以中國為一個不言而喻的歷史主體，這是對談前我要表達的立場；

第二，既然中國不是一個不言而喻的歷史主體，那么，我們深入其中去尋找中國的那個歷史，邏輯上就不是中國的歷史，而是由人的行為建構(gòu)的歷史，中國必須在這個歷史中才能夠被認識；

第三，既然中國是通過歷史來認識的，那么，不管這個歷史是國家的歷史還是地方或區(qū)域的歷史，都是一樣重要的，整體還是局部也都有著同樣的意義，不會因為把中國當作整體，就要把區(qū)域看作局部，在這樣的角度，普遍性問題和整體性問題都可以帶出來了。

以上是將郵件原文只字未增地粘貼上來的。現(xiàn)在看來，這些想法還可以作更多的發(fā)揮和補充，文字也需要再修飾，但我在這里只以原文照錄，是想忠實地保存我想到用這樣一個標題時的即時想法，這種即時的思想，也許相對來說比較接近人間吧！

甲午孟春于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