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1343?— 1400）不僅在英語文學史上，而且在英語文學批評史上，都占據(jù)極為重要的地位。作為英語文學之父，他至今保持著幾項紀錄。其中之一就是，在英語文學家中，唯有他擁有英語世界歷史上最長久且從未間斷的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而喬叟研究本身在英語文學批評領域也已形成一個重要傳統(tǒng)�？梢哉f，一部喬叟學術史就是一部英語文學批評史的縮影。喬叟學術史是英語文學之父的文學成就、他的思想和藝術中的方方面面在六百多年來英國和西方歷經的深刻的社會變革中，在不同歷史時代、不同社會文化語境里，從不同視角在不同層面上被逐漸揭示出來，加以系統(tǒng)闡釋，為歷代文學家所借鑒和發(fā)揚，并因此不斷豐富和發(fā)展著英語文學傳統(tǒng)的歷史。同時，也正因為喬叟學術史與英格蘭歷史和文化之間深刻的內在關聯(lián)，它也從一個特殊角度折射出英國社會、思想、文化與文學的變遷和英格蘭民族的發(fā)展。因此，研究喬叟學術史，除其本身的價值外，也是從一個特別有意義的側面來審視、考察英格蘭民族的形成和英格蘭民族文化、民族意識之發(fā)展。喬叟在生前就已受到英法詩人和學者的評說與高度贊譽。自那之后，所有時代的文學家、評論家和學者都對英詩之父進行廣泛評論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其成果之豐富，用浩如煙海形容，毫不為過。研究喬叟學術史，面對如此豐富的材料，“掛一漏萬”雖屬老生常談，卻是本書作者實實在在的隱憂。所以，敘述喬叟學術研究發(fā)展史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審慎選擇材料。為此，本書確定的基本原則是，既要突出每個時代的代表性觀點和成就，也必須在整體上關注喬叟學術研究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英語文學傳統(tǒng)的發(fā)展歷史。因此在選材上，本書特別注重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每個時代重要的喬叟學者和評論家。他們大多也是該時代引領潮流的知識精英，因此他們往往最能代表該時代主流的社會、文化和文學思想以體現(xiàn)時代精神，并特別深刻地影響后代喬叟學者。第二個方面是一些也許并不著名甚至沒有留下姓名，其觀點在當時也無代表性的學者、詩人，但他們留下了超越時代的真知灼見，他們的一些在當時似乎“不合時宜”的觀點因為他們非凡的見解而在下一個時代甚至幾百年后成為主流喬叟批評之先聲。第三個方面是喬叟學術史和喬叟經典化歷程中最重要，貢獻也最大的一批人，他們是英語文學史上各時期那些杰出的詩人、作家。他們留下一些特別經典的評述，但更重要也更有意義的是，他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以其特有的方式解讀、研究、模仿、借鑒和改寫喬叟詩作并繼承和發(fā)展喬叟所奠定的英語文學傳統(tǒng)，為喬叟學術史貢獻了特別珍貴的部分。嚴格地說，正是他們使喬叟進入生生不息的英語文學傳統(tǒng)，是他們使喬叟研究沒有也不可能中斷，甚至是他們真正使喬叟成為英語文學之父。所以，本書也特別重視陳述和揭示這些文學家對喬叟的評述、借鑒和發(fā)展。然而，正因為注重這幾方面的選擇，加之受制于本書作者的眼界和學識局限，許多評論家及其觀點，很可能還包括一些特別獨到、深刻的見解，令人遺憾地被遺漏或排除在外。好在本書僅僅是很可能沒有終點的喬叟學術史研究進程中小小的一步，大量前輩學者和更多后來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彌補與糾正本書的不足和缺陷。除了對材料的選擇必須審慎外，本書作者深感對各時期觀點的陳述也需要特別審慎。當然，陳述學者們之觀點最基本的原則是客觀。然而客觀只能是相對的，因為連選擇哪些學者、選擇他們的什么論著，甚至選擇同一本書或同一篇文章里何種觀點進行陳述，乃至引用哪一段話，都不可避免地表現(xiàn)出選擇者的主觀性及其眼光、學識或者不足。另外，在喬叟學術史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我們有時很難讓一些評論“自己說話”而不造成誤解。那是因為英語文學之父還保持著另外一項紀錄，那就是六百多年的喬叟學術史為他揭示或者說描繪出比任何其他英語文學家都遠為豐富多彩而且不斷變換，有時甚至相互對立的形象，那是喬叟與各時代的歷史語境、與各時期持不同思想的學者和文學家對話的產物，因而其意義也只能在產生它們的語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由于喬叟學術史經歷了英國社會、宗教、文化思想、文學觀念和英語語言等所有方面巨大的變化，甚至一些術語的含義也與現(xiàn)在大為不同，所以許多對喬叟的評說，特別是那些往往最具時代特色的觀點，如果不放回到產生它們的歷史語境中并給予適當說明，就很難為今天的英國人，更不用說其他地區(qū)的人們正確理解。當然，在本書中這樣的說明在宏觀上旨在建立歷史語境，在微觀上也只就特定的觀點與時代語境的內在關聯(lián)點到為止，不做對錯評判。喬叟學術史還表明，英詩之父不僅跨越了六百多年的歷史，而且早已邁出了英國國門，甚至走出了英語世界，廣受世界各地的讀者喜愛和崇敬；如本書表明的，法國、意大利、德國等許多國家的學者和文學家早已參與到喬叟研究之中。到了近現(xiàn)代，喬叟遠渡重洋，來到東方，他那些飲譽世界的杰作也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讀者，東方的學者們也從東方的視角審視和研究這位享有崇高地位的英語文學之父，發(fā)表了許多很有見地的論述。在本書中，湖南師范大學博士生張煉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石小軍副教授分別撰寫了“喬叟在中國”和“喬叟在日本”兩部分，梳理和探討喬叟在東方這兩個重要國度里傳播、接受和研究的歷程與成就。在本書第二編里，本書作者就其在喬叟學術史的追述中感受最深，同時也特別被歷代學者和文學家以各種形式關注，并引發(fā)了不少爭議的幾個方面，對喬叟的經典化歷程、喬叟創(chuàng)作的互文與成就、喬叟形象之變遷與喬叟性，以及喬叟的文學思想等涉及喬叟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喬叟學術史的幾個很有意義的問題做了初步探討，算是研究喬叟學術史的一點體會。通過做喬叟學術史課題，我更進一步也更真切地感到，所謂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摘別人的桃子。就喬叟學術研究史而言，自文藝復興時期特別是維多利亞時代以來，許多前輩學者已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沒有他們經年累月的辛勤付出，本課題絕不可能完成。所以，本書僅僅是在無數(shù)前人艱辛努力的基礎上稍有挪動，以期能為國內對喬叟和喬叟研究感興趣的讀者拓寬視野和提供一些有用的資料。肖明翰于長沙岳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