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一
羅曼?羅蘭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法國勃艮第地區(qū)的克拉姆西鎮(zhèn)。他的父親一族上溯五代都是公證人，母系一族上溯幾代雖不是清一色的公證人，但也有幾個從事這一行當。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扎根在尼韋內(nèi)這片土地上，所以羅蘭常常不無自豪地稱自己為“土生土長的高盧人”。羅蘭從小就體弱多病，終日關在深院高墻之內(nèi)，小他兩歲的妹妹在他五歲時就夭折了，給他母親精神上的打擊很大，因此羅蘭的童年生活始終籠罩著一層陰影，他的一生都為之受到影響。
一八八〇年，在母親的堅持下，羅蘭離開故鄉(xiāng)到巴黎讀中學。他一生都不喜歡巴黎，他曾寫道：“我在十五到十七歲，呼吸到的凈是污濁的氣息�！彼�在巴黎不再像童年時在故鄉(xiāng)對宗教那么虔誠了，而是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立思考、敢想敢為的品格。十八歲時，他如癡如醉地閱讀了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的著作，稱之為是他“多年來心靈的甘霖”；而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又讓他很受啟發(fā)，使他在道德和審美觀念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羅蘭曾兩次報考巴黎高等師范學校，但均告失敗，一八八六年終于被該校錄取，初攻哲學，后改攻歷史學，他的導師便是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米什萊，真可謂“名師出高徒”了。
當時，他有兩個最親密的朋友，一個是克洛岱爾克洛岱爾(1868—1955)，法國詩人，劇作家。，另一個是蘇亞雷斯蘇亞雷斯(1868—1948)，法國作家。晚年分別出版兩大本與克洛岱爾和與羅曼?羅蘭的書信集。，這兩人日后也都成了大名。羅蘭在青年時代就立誓不以教員為終身職業(yè)，并且立誓從事任何工作都不得有礙他的思想自由為前提；為了逃避畢業(yè)后當教員的命運，他告別了親愛的母親，只身來到羅馬，在羅馬的法國學校注冊入學。羅曼?羅蘭稱羅馬是他的“再生地”，他在那兒享盡了日光，沉湎于生動活潑的歷史研究之中，領略到雕刻藝術之美，品嘗到初戀的甘苦，產(chǎn)生了創(chuàng)作的欲望，并且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寫作才能。在那兒，他結識了一名年逾古稀的貴婦，名叫瑪爾維達?馮?梅桑博格，她是個法裔德國人，社會關系極廣，為他引薦了當時許多偉人，如馬志尼、尼采、瓦格納；也就在那兒，他寫下了最初的幾個劇本，而早年在巴黎高師時醞釀創(chuàng)作一部“音樂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設想，也勾勒出大體框架，他由此對“古老的德意志”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羅馬，羅曼?羅蘭與瑪爾維達相伴去德國游覽了一些景點，迷戀上瓦格納的音樂，在萊茵河畔流連忘返；一八九一年七月間他回到巴黎后，稍事休息，便結婚了。他的妻子是法蘭西學院一名教授的女兒，名叫克洛蒂爾德，富有、善交際、趕時髦、有教養(yǎng)，而崇尚獨立自由的羅蘭當時沒有固定的工作，小家庭只能依靠妻子的嫁妝為生，這門不般配的婚姻在一九〇一年便解體了。羅蘭在回憶這段往事時這樣寫道：“我必須離開我曾經(jīng)愛過、現(xiàn)在仍深愛著的那個女人，因為我們在生活中，誰也不愿為對方做出犧牲�！�
為了生存，羅蘭一時只能違心地執(zhí)掌教鞭了，但與此同時，他寫了大量劇本，諸如《圣路易》、《狼群》、《丹東》等等，均發(fā)表在《半月刊》上，從此與該刊創(chuàng)建人查理?貝居成了終身好友，在往后的數(shù)十年間，他倆的友誼雖有過不少波折，但一直延續(xù)到羅蘭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九〇三年，《貝多芬傳》使羅蘭一舉成名，這是他的“偉人傳記系列”的第一部；接下便是《約翰?克利斯朵夫》；他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的十年間，寫了十個分冊。這部巨著不僅受到國內(nèi)外廣大讀者的歡迎，確立了羅曼?羅蘭在世界文壇的地位，也使他從此不再受經(jīng)濟的困擾，從而一勞永逸地從教師生涯中解脫出來。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羅蘭發(fā)表了著名的《超然于紛爭之上》的評論集，他的本意是希望萊茵河兩岸的人民團結并進，共同創(chuàng)建歐洲文明，不料卻同時遭敵對雙方的怒斥和辱罵。他對西方失望了，盡管他在一九一六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對歐洲的前途仍然不抱信心；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簽訂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寫下了這么一段話：“可悲的和平。屠殺無辜百姓的兩國政府間的可笑的默契。誰又想到明天會如何?”
在羅蘭看來，“明天”的希望在東方，首先是印度古老的哲學，他認為“歐洲自身已不足以拯救自己”。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甘地》一書，那是他與許多印度知識分子通信、交談后，自己苦思冥想的成果。一九二六年，他在維爾奈夫自己的別墅接待了泰戈爾和尼赫魯，又于一九三一年接待了甘地。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成功給羅蘭帶來了新的希望；但他對革命仍顧慮重重，認為倘若共產(chǎn)主義是為人民服務，有利于和平的，他就擁戴和鼓勵；倘若它是壓迫人民，對和平構成威脅，他就揭露，并且與它分道揚鑣。
一九二三年，雖然他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主持了世界和平大會，后來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仍然不可避免地爆發(fā)了，這回，他心靈上受到的創(chuàng)傷是永遠不會愈合的了。在這期間，他又創(chuàng)作了《欣悅的靈魂》、《心靈歷程》，續(xù)寫他的《革命戲劇》系列等作品。一九三四年，他娶了一位俄國少婦為妻，其母是法國人；婚前，他與第二任妻子通信達十年之久，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直到他臨終前，他的妻子始終是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最忠誠的伴侶；自羅蘭離世之后，她仍抱著對羅蘭最誠摯的愛忘我工作，積極出版羅蘭的著作，宣揚羅蘭的思想，致力于羅蘭未竟的事業(yè)。
羅蘭早在一九一七年就預感到德國會再度崛起，威脅世界和平，果真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臺。羅蘭執(zhí)筆奮書揭露暴君的丑行，在一九三五年，他把這些文章結集出版，并且極具諷刺意味地把該書安了個書名：《不要革命，要和平》。
一九三八年他從瑞士回到法國他的第二故鄉(xiāng)凡茲萊與家人團聚，撰寫他的《回憶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代文學巨匠羅曼?羅蘭辭世了，就在同一天，他為紀念他的亡友而寫的《貝居傳》出版。
二
我們對羅曼?羅蘭的生平有個大致了解之后，下面我再較詳細地介紹一下羅蘭在他一生各個時期的一些重大活動和重要細節(jié)，這些也許有助于我們加深對羅蘭的認識，以及對《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理解。
羅蘭一生中，特別是他聞名全球之后，結識了許多朋友，其中托爾斯泰給他的影響非常之大。早在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就給托翁寫了一封信表達他對老人的敬仰之情，后者于當年十月間給當時尚在巴黎高師就讀的羅蘭回了一封長長的信，提出他對次年發(fā)表的隨筆《什么是藝術?》的最初的設想。托翁寫道：“對人類的善與美表現(xiàn)在把所有人都團結起來�！绷_蘭熱愛和平，憎惡暴力，提倡多民族友愛相處的信念，與托爾斯泰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
前面提到的羅蘭的好友、法國作家蘇亞雷斯是猶太人后裔，比羅蘭小兩歲，他與羅蘭是中學同學，后又是巴黎高師的校友，他倆一起玩音樂，有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蘇亞雷斯曾給羅蘭寫過許多信，其中有一封是他離開馬賽的父親家重返學校后給父親寫的信，信中提到了羅曼?羅蘭，他寫道：“我從未那樣喜歡過他。我們只需彼此看上一眼，就明白對方當時的心情�！�
蘇亞雷斯在高師畢業(yè)后，寫了一本小說《埃摩的香客》，就是羅蘭與另一位朋友暗中資助出版的；也多虧這本小說得以問世，蘇亞雷斯從此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后來，羅蘭又把他介紹給出版商貝居。
偉人大都是在母親的關愛下成長起來的，羅蘭也不例外。他的母親深愛著羅蘭，一心想把他留在自己身邊，但羅蘭自高師畢業(yè)后，不喜歡教書，只身去了羅馬，在那里，他給母親的第一封信上這樣寫道：
“我住在三樓，房間大而寬敞，底層是大使館，可以彈鋼琴，我以后打算租一架�！�
母子倆常常通信，羅蘭在信中詳盡地描述了意大利旖旎的風光，介紹了隔日被邀請去參加盛大晚宴的情景。羅蘭作為一個藝術鑒賞家，與同學或是乘坐瑪爾維達的馬車跑遍了羅馬的名勝古跡，飽覽了近郊的田野風光，教堂和博物館更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也小住過一陣子；這個國家藝術大師的杰作使他驚嘆不已，米開朗琪羅的《摩西》更使他感觸尤深，他說道：“天哪，我多么喜歡《摩西》啊，我去參觀過多次，似乎見到摩西本人了!我凝望了他一個小時，發(fā)覺他并不像乍見面時那么悲傷。事實上，他是兩個人的化身……”
一八九一年他從意大利回到巴黎后，覺得當?shù)氐目諝獬翋灦鴫阂�。法蘭西各劇院拒絕上演他在羅馬寫的劇本；他彷徨歧途，在無所適從之中認識了著名的語言學教授勃雷阿爾的千金，覺得她不僅風姿綽約而且是個音樂行家；值得一提的是馬塞爾?普魯斯特得知他與克洛蒂爾德訂婚的消息后，寫信給他母親說：“勃雷阿爾小姐找到了知音，她嫁給了一個出類拔萃的人，集科學、文學與藝術于一身，但我尚不知道他的名字。”(一八九二年八月十七日)
這期間，羅蘭邊在準備他的論文，邊在幾家中學授歷史和道德課；一八九五年六月，他通過了論文答辯。這一對新婚夫婦很快就產(chǎn)生了裂罅，克洛蒂爾德渴望丈夫迅速功成名就，卻不理解他，不知道他對上流社交生活厭惡之極；而羅蘭則對妻子愛慕虛榮、愛嘲諷和輕佻的性格深感煩惱，兩人最終分手了。
羅蘭離異后，過了一段孤獨的日子，深感到“再偉大的人也不能獨自一人生活，離群索居體現(xiàn)不出人生價值”，于是他開始尋覓友誼。他在羅馬時在瑪爾維達夫人的府邸曾認識一名意大利女子，名叫索菲婭；在一九〇一年夏天又遇見了她，并接受她的邀請，到她別墅小住過。也許羅蘭最初是想娶她為妻的，但后來放棄了這個想法；翌年，索菲婭嫁人了，他倆達成默契，成了忠貞不貳的朋友。羅蘭在索菲婭身上看到了意大利女子性格上倔犟和慷慨俠義的一面。他倆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從未中斷過通信。羅蘭在信中把自己在藝術、音樂和文學上的見解告訴她；索菲婭則始終對他溫情脈脈，鼓勵他發(fā)奮進取；我們可以從本書的格拉齊阿身上看到索菲婭的身影。
貝居在羅蘭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倆認識時，貝居才二十五歲，也是巴黎高師的畢業(yè)生，靠了妻子的嫁資開了一家書店；就是他率先把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分期發(fā)表在他創(chuàng)辦的《半月刊》上的。羅蘭在給瑪爾維達夫人的一封信中是這樣介紹貝居的：“我認識不少革命人物，其中一個叫查理?貝居，他大約二十六七歲，曾是個積極的社會主義者，可他又突然離開了社會黨，認為該黨太專制，過于狂熱�！必惥釉诎l(fā)表《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卷《黎明》時，激動地對羅蘭說，他剛讀完前八十頁就被迷住了，興奮異常。《約翰?克利斯朵夫》一經(jīng)問世，便受到了批評界和讀者的矚目，但其發(fā)行量僅局限于《半月刊》的讀者；不久，書商羅朗道夫也想出版《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居認為該書版權已歸己有，與羅蘭發(fā)生齟齬，但最終《黎明》還是在羅朗道夫那里再版了。這樣一來，貝居出版該書的發(fā)行量受到限制，《半月刊》難以為繼，在羅蘭的斡旋下，兩家出版社達成協(xié)議：該書的以后的各卷先由貝居出版，幾個禮拜后再由羅朗道夫出版。
羅蘭與貝居雖然心靈無法溝通，且友誼也經(jīng)受了多次考驗，但兩人都很念舊情，在羅蘭自感重病纏身，不久于人世之際，還委托貝居搜集他的文稿，出版他的手跡；可惜貝居本人在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前線犧牲，先羅蘭而去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問世是羅蘭生命的轉折點。一九一三年，他獲得法蘭西學院文學大獎，隨后他就向巴黎大學遞交辭呈，從此以全部身心投入到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羅蘭因年齡與健康原因沒有入伍，在日內(nèi)瓦的由紅十字會主辦的戰(zhàn)俘管理所工作。從戰(zhàn)爭一開始，他就接受不了法國與德國交戰(zhàn)的事實，企圖聯(lián)合歐洲具有獨立思想的人士共同捍衛(wèi)思想自由，盡可能減少戰(zhàn)爭帶來的損失。他發(fā)表了結集為《超然于紛爭之上》的系列文章，結果引起軒然大波。法國的許多上層人士紛紛譴責羅蘭不愛國，而德國方面，以托馬斯?曼為首的一幫文人又聲稱羅蘭與柏格森、丘吉爾是一路貨色，是德國最可惡的敵人。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羅蘭給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寫了一封信，懇求他在國際談判中充當仲裁和調(diào)解的角色，他說：“閣下既然是華盛頓和林肯的接班人，就當以人類的事業(yè)為己任，而非僅為一個黨派、一個民族的利益。”
羅蘭母親因兒子不在身邊，又聽到社會對兒子的種種非議，積郁成疾，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撒手人寰；羅蘭在母親逝世前趕到巴黎照看了母親兩周，他自己身體也欠佳，又為母親喪事痛苦異常，加之他的老友都因他在戰(zhàn)爭期間發(fā)表的主和文章疏遠了他，于是他在一九二二年又毅然決然地重返瑞士。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馬克西姆?高爾基首次給羅蘭寫了一封信，此后，兩人的友誼與日俱增；羅蘭夫婦終于在一九三五年踏上蘇聯(lián)國土去造訪高爾基，高爾基在家中熱情接待了他們，并請羅蘭撰寫一本專為兒童閱讀的《貝多芬傳》，還對他在大戰(zhàn)時寫的政論大加贊賞。羅蘭由他年輕的妻子當翻譯，在蘇聯(lián)逗留了兩周，同時受到官方的接待，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看演出，參觀了克里姆林宮，兩次受到斯大林接見。
一九一九年戰(zhàn)局明朗，羅蘭想利用當時有利的氣候，組織全世界知識分子結成“反對奴役和壓迫同盟”，世界上有上千名知識分子在他寫的宣言書上簽名，其中有泰戈爾、茨威格、愛因斯坦、高爾基、辛克萊。在此之后，他又與法國著名共產(chǎn)黨作家巴比塞、喬治?杜阿梅爾等人籌備召開一九二〇年一月于伯爾尼舉行的國際知識分子代表大會。此時的羅蘭雖然積極參與左派的活動，但他更加崇尚獨立和自由，拒絕加入任何黨派，同時譴責任何暴力行為，包括俄國的十月革命，從而與巴比塞發(fā)生了政見分歧。他給巴比塞寫的最后一封信中，聲稱：“倘若無產(chǎn)階級尊重真理和人權，我就與之在一起；倘若它踐踏真理和人權，我就反對它；我反對任何特權階級，面對全人類的價值，階級無高低上下之分�！�
羅蘭與印度的關系始于一九一九年。是年十月十四日，泰戈爾給羅蘭寫了一封信，兩人于一九二一年在巴黎見面，他倆的通信一直延續(xù)到1940年；而甘地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游歷歐洲時，曾接受羅蘭的邀請，在他的別墅小住過五天，他們每天都交談，話題涉及到非暴力、如何在歐洲保持和平，以及社會主義等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上海也曾給羅蘭發(fā)過一封電報，敦請他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也許是羅蘭與中國發(fā)生聯(lián)系的最早的記錄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六日，羅蘭的父親愛彌爾?羅蘭在九十一歲高齡去世了。羅蘭在悼詞中是這樣說的：
“我的老爸使我對革命有了認識，他在九十一歲高齡仍然抱著強烈的政治信仰，主張與人寬容的處世哲學。我的老爸是民族主義者，而我是國際主義者，但這并不妨礙我們父子相互理解，彼此相愛!”
一九三三年，德國發(fā)生國會大廈縱火案，羅蘭對德國法西斯的卑劣行徑義憤填膺，斷然拒絕接受晚年德國政府為他頒發(fā)的歌德獎。
在羅蘭的政治生涯中還有一個細節(jié)也是不該疏漏的，就是他曾于一九三四年五至六月間在報紙上發(fā)表過一封公開信，譴責號稱民主國家的法國政府當局竟然拒絕托洛茨基在法國政治避難的請求，認為這是整個歐洲的恥辱；而接納托洛茨基的土耳其卻為歐洲上了一堂如何保持人類尊嚴的道德課。
羅蘭在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同時，從未放棄過文學創(chuàng)作。早在《約翰?克利斯朵夫》完稿之際，他又醞釀創(chuàng)作另一部長河小說《欣悅的靈魂》了。倘若說，前一部巨著的主人公是個男性的話，那么后一部巨著的主人公就是一個女性。他在書中用形象化的語言強調(diào)了婦女在社會上的作用，認為婦女應該得到徹底解放；書中也談到了戰(zhàn)爭，提醒人們在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仍然不能放松警惕，抱有幻想。這部巨著從一九二一年開篇到一九三三年封筆，前后也花了十余年時間；其間，他還續(xù)寫他的《革命戲劇》系列，發(fā)表了許多音樂評論文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