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關(guān)于抗戰(zhàn)后方人物的書，共十五篇，勾連到數(shù)十位近現(xiàn)代人物，集碎片為鏡面，照出的是一時之俊彥，余音繞梁，精彩紛呈。
我從2005年開始涉獵地方歷史題材的寫作，書中的人物最初是散落在我的一些考察筆記和閱讀日記中，他們中僅有少數(shù)人單獨成篇。顯然這不足以成為一本書，而且當時我也沒有延展這個選題的想法。一晃十多年過去了，去年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該做點什么了，于是決定在今人與故人之間擺上一杯茶，好好講一講那些快被遺忘的故事。
一動筆，才發(fā)現(xiàn)剎不住車，一個一個地寫，寫完一個感到意猶未盡，又接著寫下一個，后來我發(fā)現(xiàn)他們并非僅僅是單個的人，而是一個群體，有相似的時代命運和人生際遇。比如寫馬一浮就會寫到熊十力和賀昌群，寫賀昌群就會自然寫到葉圣陶，寫葉圣陶就會寫到朱東潤，而這又牽扯到陳西瀅，當然就有了凌叔華、竺可楨等人的出場。書中的人物漸漸匯聚到一起的時候，我才意識到這本書的輪廓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就像看戲，劇情跌宕，人物粉墨登場。最關(guān)鍵的是，有一條線索貫穿始終，把他們緊緊連接在了一起，那就是西遷東還這段歷史。
《西遷東還》這本書講的是抗戰(zhàn)時期的一段流寓史。抗戰(zhàn)軍興，半個中國淪陷，四川成了最大的后方，大量百姓逃往巴蜀，而八年的流亡生活是抗戰(zhàn)歷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樂山是岷江邊的水碼頭，有交通之利，又有丘陵山地的屏障，成了一座非常重要的避難移民城市。當時武漢大學、四川大學西遷到了樂山和峨眉山，鹽務(wù)總局、永利和黃海社遷到了五通橋，復(fù)性書院在樂山開辦，而此間嘉陽煤礦、岷江電廠、川康毛紡廠、亞西機械廠等應(yīng)運而生，學校、社團、工礦企業(yè)紛紛搬遷到了這里，原本偏僻的小城突然熱鬧起來，涌動著一幅焦灼而紛亂的景象。
我從小就生長在小城五通橋，按說離這段歷史是很近的，但實際我在很多年中都非常陌生，這樣的歷史缺失是不可思議的，但它就真實地發(fā)生了。當年的黃�；瘜W工業(yè)研究社是中國不少一流人物匯聚的地方，范旭東、侯德榜、李燭塵、熊十力等都在此生活工作過，而這個地方離我家不過幾百米。為了追尋這段歷史，2011年我到北京去拜訪漫畫家方成先生，記得當時我?guī)Я艘还尬逋�橋的豆腐乳去看望他，他見后大呼“太好了，那時我就常吃”，欣喜之情讓人難忘。對故物的熟悉源于他在黃海的四年生活，那座小城留下了他太多的記憶，甚至還留下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他曾經(jīng)用畫筆勾勒過那里的山川和草木，而這些都與抗戰(zhàn)后方那段流寓史相關(guān)聯(lián)，也與西遷東還相關(guān)聯(lián)。
我已經(jīng)有了走進這段歷史的可能，仿佛一抬腳就能走進那個伸手可觸的歷史現(xiàn)場。但是，就這樣的一點距離，我卻用了十多年的時間。歷史總是迷霧重重，我常常覺得自己就是一個迷失的講述者，這是我寫這本書時面臨的困境，在歷史敘事中如履薄冰。這也是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輕易下筆的原因，歷史巍然如山，身在山中，我不過是踽踽獨行的探路者。
歷史是什么？這是我常常思考的問題。美國歷史學家柯文在《歷史三調(diào)》中把歷史分為三個不同的觀察角度，將它置于素描的透視關(guān)系下，使之纖毫畢現(xiàn)，但這只是一種歷史研究方法。錢穆先生說歷史就是世道人心，一語道破，更讓我信服。歷史就是人生，眾人之人，眾生之生。歷史是活的，不是死的，當下是歷史的此，歷史是當下的彼。當然，真實的歷史不應(yīng)該被刻意壓低或抬高，我們需要的是可以平視的歷史。
如何才能找到這樣的歷史呢？寫這本書的過程，也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我的寫作開始一般不是直接動筆，而是在前面還要做大量的功課，查閱、考察和走訪必不可少，從而建立起一種客觀的認識。除了大量閱讀各種公開或者內(nèi)部發(fā)行的文獻資料外，檔案是我最為重視的史料資源，可以說這本書如果離開了檔案資料，就如同失去了豐富的毛細血管，會成為一具空洞、冰冷的軀體。為了寫作這本書，我去了很多地方，跑了很多檔案館，查閱了大量的檔案，見到了很多一手的、珍貴的史料，這對寫作的幫助是非常之大。如《峨眉客：故宮文物南遷北線遺事》這篇中，講到橋鹽濟陜運送故宮文物這段史實就是新的發(fā)現(xiàn)，之前還沒有在任何正式的記錄中出現(xiàn)過。把五通橋的鹽賣到漢中，放空的車輛運送故宮文物到成都，其中的故事還原了歷史的細節(jié)，要不是我在檔案中發(fā)現(xiàn)，也許它們還一直被厚厚的灰塵遮蓋著。又如《黃汲清：尋找黑鹵》一文，就是通過幾十封信件拼接出的故事，幾個人之間的通信，來來回回，有艱難的創(chuàng)業(yè)，有真誠的援助，也有利益的爭奪，人性在信函中顯露無遺。我用白描的敘述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就是想原汁原味地再現(xiàn)這段歷史。當然，如果沒有那些檔案資料的尋覓與浮現(xiàn)，這些故事都將崩散如沙，消失得無影無蹤。
《西遷東還》是一本以人物為主的書，但人物難寫，臧否人物需要立場和角度，也涉及寫作的倫理，而缺乏獨立思考的評判容易失之膚淺。同時，人物也是多面的，單色描繪難免蒼白，要寫出人性的復(fù)雜絕非易事。這方面我有兩點心得：一是在材料上需要有大量真實鮮活的細節(jié)，挖掘得越深越好；二是寫作中應(yīng)懷有“小人物之心”，小人物才代表眾生之相，才能體現(xiàn)真實的人世。前者是文本價值，后者是寫作態(tài)度。就后者而言，文字的悲憫和謙卑，似乎更合我意。
盡管這是一本人物歷史隨筆集，但文學的豐富性與歷史的真實性并不相矛盾，相反是一種互補。這在國外一些優(yōu)秀的歷史著作中已可以看到卓有成效的實踐，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孔飛力的《叫魂》、史景遷的《王氏之死》等。當然，這些都必須建立在寫實和求真的基礎(chǔ)上�？陀^的敘述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歷史與文學的走繩中把握平衡，我想這些都應(yīng)該歸于敘事學的技巧，并不需要我在此饒舌。
但我還是愿意將這本書歸入非虛構(gòu)寫作中，因為我深惡文辭的煽情和對歷史的涂脂抹粉。這些年非虛構(gòu)寫作逐漸被重視，我想這不僅僅是時代語境的變化，其實也是對虛假表述的唾棄，更是一個巨大的閱讀需求和觀念的轉(zhuǎn)變。當然，這是一個新的文學可能性，也是尋找可以平視的歷史的起點，但愿我在書中也有這樣的努力，并能夠被人看到和理解。
最后，我要特別感謝的是樂山市檔案館，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他們給了我非常大的支持，讓持續(xù)而辛苦的寫作有了回報，我想凡事皆有因緣，而這都是我應(yīng)該永遠銘記于心的。

2019年5月28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