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言

《法義》(Laws)是柏拉圖最長且最晚的著作，主題是探討政制與禮法。在西方法哲學史上，柏拉圖首次考察了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學基礎、立法與德性等根本問題。在《米諾斯》(Minos)這部被視為《法義》導言的對話中，柏拉圖曾提出一個核心問題：［法］是什么？他給出的一個非常獨特的定義是：法意圖成為對實在的發(fā)現。柏拉圖反對將法看作城邦的公共意見，因為意見有好有壞。法若是維護共同利益的高貴之物和好東西，就不會是意見的產物。至少應當說，法是真實的意見，而真實的意見如同對實在的發(fā)現。
由于真正的法應秉有哲學的意圖，超越意見而邁向知識，柏拉圖在《法義》中進一步指出，法是關于痛苦、快樂、恐懼、大膽等情感的良好推理。在個體靈魂中，各種情感就像肌腱或繩索一樣拉扯著人，使人在美德與邪惡之間掙扎。個人應獲得關于這些繩索(情感)的真正推理，并據此生活。城邦則應采用有識之士的推理，設定為公法(644c-645c)。因此，法最終可視為理智的分配(714a)。恰如牧羊人要給羊群分配好牧場，立法者應給人們分配適合其自然本性的工作，以照料好人的靈魂。顯然，能作出這種分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哲人)。在此意義上，真正的立法者應成為立法哲人。立法哲人須深諳各種德性的自然秩序和人的自然本性，尤其關注居于首位的理智，以此為公民們安排恰切的生活方式及相應的法律。
一立法的目的
在《法義》這部一位雅典哲人(立法哲人)與兩位年老立法者的對話中，柏拉圖首先檢審了克里特和斯巴達的立法指歸。克里特和斯巴達都是好戰(zhàn)的城邦，其法律制度上的安排著眼于戰(zhàn)爭的勝利�？死锾氐牧⒎ㄕ弑砻�，他們規(guī)定的公餐、體育訓練等制度，都是為了更好地作戰(zhàn)。因為，戰(zhàn)爭是一種自然狀態(tài)，和平不過是空名，一切城邦對一切城邦的不宣而戰(zhàn)，天然就一直存在（《法義》626a）。由此，克里特制定的一切公私制度皆針對戰(zhàn)爭。
克里特立法者從戰(zhàn)時公餐的必要性，推導出公餐在和平時期也有必要實行。既然源于戰(zhàn)爭的公餐在各個時期都存在，反過來就可以說，戰(zhàn)爭是永恒的。有論者尖銳地指出，克里特立法者將永無休止的戰(zhàn)爭與始終有效的合法習俗結合起來，而形成對戰(zhàn)爭本質的看法。公餐這個習俗的意義源于其一時的必要性，但在獲得意義后，公餐又會通過習俗本身的常態(tài)性去時間化，變成一種自然事實。一旦保持戒備這類審慎的箴言整合進一個習俗，就會失去審慎成分，而變成永恒的實在。從公餐習俗的暫時性推導出戰(zhàn)爭的永恒性，是否表明克里特的制度指向永恒的實在呢？無疑，立法者若要實現這點，必須遵循《米諾斯》中蘇格拉底對法的定義，著眼于法律的實在本身，以免自己的習俗經驗扭曲實在或產生相關的變種，而背離自己的意圖。但克里特立法者認為戰(zhàn)爭是自然狀態(tài)，這僅僅出于個人的經驗。通過將公餐這一習俗轉變?yōu)樽匀�，�?zhàn)爭的非常態(tài)化、暫時性也轉變?yōu)槠毡�、永恒和自然的狀態(tài)。
克里特立法者堅信，在戰(zhàn)爭中做主宰才真正有用。因為，戰(zhàn)勝者可以獲取戰(zhàn)敗者的所有好東西。這種弱肉強食、成王敗寇的看法，在古代世界很常見。在《伯羅奔半島戰(zhàn)爭志》中，修昔底德描述的雅典人與米洛斯人對話就展示了這種觀點。米洛斯人若不投降，結果便是戰(zhàn)爭；若答應雅典人的要求，則成為奴隸。雅典使節(jié)明目張膽地說，只有勢均力敵的雙方才有公正，強者號令、弱者隱忍乃是常規(guī)。按照自然的必然性，神和人應去統(tǒng)治任何能做主宰的地方，這是一條永恒的法則（《伯羅奔半島戰(zhàn)爭志》5.105）。正是這種觀念導致了雅典的西西里遠征，其帝國擴張的一個理由是，不統(tǒng)治人就會被人統(tǒng)治（6.18）。雅典罔顧正義，試圖通過戰(zhàn)爭不斷擴展帝國的版圖，結果卻招致覆滅。因此，立法若僅著眼于從勝利中獲取財富、領土等好東西，未必能確保城邦長盛不衰。
在探討立法的目的時，柏拉圖為何獨出心裁，從立法與戰(zhàn)爭的關系入手？如果說立法旨在維護正義，豈不更顯而易見？無疑，戰(zhàn)爭或帝國問題是柏拉圖有意引導我們思考的重大問題。一個城邦若專注于對外戰(zhàn)爭和對外擴張，勢必對內部的政制、法律、教育和公民德性產生重大影響。立法又如何協調對外與對內兩種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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