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文學與基督教傳統(tǒng)研究》：
　　羅塞蒂選擇詩歌，表述她的基督教信仰，實則并不能完全地反映她和牛津運動的聯(lián)系。對牛津運動而言，詩歌等同于宗教真理，為信徒們提供了交流和理解信仰的最佳方式。浪漫主義的詩學理論暗示出，詩歌這種體裁包含抽象、超自然，和神圣的方方面面。基布爾通過將感情自發(fā)流露的宗教化，進而上升到精神層面的過程，從而擴展了這一理論�；�布爾也認為，詩意的情感更像是壓力或緊張情緒的表露，以宗教的內(nèi)涵展現(xiàn)出來。他在1832年寫給柯勒律治的信中陳述道：“我的想法是——將詩歌視為過度感情、或是豐富想象力的宣泄口。不同的詩歌類型，實則是詩人類型的不同體現(xiàn)�！�
　　對于詩歌不同類別的界定，基布爾在他的《詩歌論》中進行了概述。“初級”詩人“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沖動的驅使，訴諸寫作，以使焦慮的思想得到救濟與安慰”；而“中級”詩人則“模仿前人的思想、表達形式和寫作方法”。在第一類群體中，這些詩人包括維吉爾，賀拉斯（Horace）以及但�。―ante）。在第二類群體中則包含了更為現(xiàn)代的詩人，例如拜倫（Byron）和雪萊（Shelley），他們的詩歌中承載著治愈的力量，從而被聯(lián)系在了一起。詩歌并不簡單地提供慰藉，它實際上被定義為一種慰藉。通過在讀者心中創(chuàng)造一種柔和的情感，引導、激發(fā)個人的思想，譜寫出崇敬與祈禱，詩歌令焦慮不安的個人得以舒緩。在這一觀念上，《公禱書》和《福音書》的本質(zhì)是詩意的，它們都充滿了治愈的真理，就像詩人、先知、信徒，提示了人類本性中潛在的神圣本質(zhì)。如果初級詩人使讀者沉淀下來，那么中級詩人則創(chuàng)造了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中能夠獲得鎮(zhèn)靜，書寫教會和國教的傳統(tǒng)。后者的思想在基布爾的作品中，以暗喻的形式出現(xiàn)，為信徒們提供了聯(lián)想的空間。在詩歌中，對情緒的鍛造和表達彌漫于信徒之間，并且由教堂禮拜儀式中體現(xiàn)出來。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寺院》（The Temple）、艾查克·威廉姆斯、費利西亞·赫曼斯和華茲華斯等詩人，將詩歌的模式重塑為宗教本質(zhì)和宗教體裁。
　　1912年之前，《詩歌論》始終沒有翻譯，在此期間，基布爾卻以此理論廣泛傳播。1838年，在對J.G.洛克哈特（J.G.Lockhart）所著的《沃爾特·司各特爵士的生平》（“Life of Sir Walter Scott”）的評論中，基布爾將此理論闡釋出來。他討論道：“詩歌是用文字進行間接的表達。對一些壓倒性的情感、流行的品味或情感，當縱情表達被壓制時，則用有韻律的文字表現(xiàn)最佳。”在此，讀者需要關注的一個詞是“間接”，在詩歌中流溢的情緒含蓄地暗示了一個神圣狀態(tài)，即“詩意”，并最終表現(xiàn)為真理所彰顯的“宗教性”。在詩歌中解讀宗教含義的理論，被牛津運動者們視為“有所保留”，認為這是他們教義中的核心層面，表明上帝的法令僅對那些虔誠之士所感知。有關信仰的著作和對《圣經(jīng)》的注解，都應當運用暗喻和典故的方法，只讓被接納入會的信徒，理解其中的宗教真理。這一保留同樣能夠防止那些受過教育的宗教以外的讀者們，接觸到圣經(jīng)法令，同時能夠降低上帝的某些信條，超越人類理解范疇這一事實，最終僅向那些信仰來世的信徒們展示出來。詩歌以一種有所保留的方式，將宗教信息進行傳遞，并且是一種感知上帝的隱晦而敏感的極佳體裁；而福音教派的寫作和表述方式，與牛津運動者相比，顯然過于直率，甚至時時充滿攻擊性。因此，福音教派的寫作方式，被牛津運動者們譴責為——野蠻地將宗教秘密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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