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光明 在大學學位教育體制中，一般人以為研究生的培養(yǎng)是老師在指導學生，學生在傳承老師的學問和風格，實際上并不盡然。就像文學史的代際關系，在發(fā)生學的意義上，并不是前代生出了后代，而是兒子“生出”了父親——因為有了后續(xù)，曾經(jīng)無名的“當前”變成了歷史，必須進行歷史性質(zhì)的命名和敘述。 大學最迷人、最讓人羨慕之點也在這里。雖然師生之間的關系，在�？轮�識系譜中，也是一種權(quán)力關系，但這種關系畢竟不是官場上的等級服從關系，而是某種“說服”關系：這是說話和研究問題的地方，求真求是的地方，服從的不是權(quán)力意志，而是得到認同的真理。因此，這里最高的存在和敬畏是學問，最正常和美好的師生關系是教學相長，互動共生。事實上，不單是學生得到了老師的引導，學生也以他們的朝氣、敏感和銳氣，教導老師認識新現(xiàn)象，關注新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在北大課堂上旁聽錢理群老師講授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后來又閱讀他《心靈的探尋》等著作，他引述學生作業(yè)中的見解，竟成為一種學術(shù)特色，而他引述時的那種欣慰與自豪感，更是令人難忘。 那是教學相長、互相砥礪、互動相生的生動見證。而趙飛的博士學位論文《張棗詩歌研究》，也曾讓我受益良多：不僅改變了我的成見，激發(fā)了我對張棗詩歌的興趣，還讓我對“文如其人”或“風格即人”等前人的經(jīng)典論述，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真誠地說，在趙飛選擇張棗詩歌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選題之前，我受詩歌圈子一些傳聞的影響，以為張棗也沾染了傳統(tǒng)文人與新詩人的某些積習，雖然讀過他幾首早期詩作，但并沒有系統(tǒng)閱讀他的作品，沒有意識到他在當代詩歌中的重要價值。因此，在開題之初，只是建議趙飛以張棗為重點，研究“張棗與‘新古典主義詩歌’”，以改變“第三代詩歌”（或曰“新生代詩歌”“后朦朧詩”)研究的成見，糾正人們簡單地把“他們”“非非”當作“第三代詩歌”以偏概全的現(xiàn)象——我認為“他們”“非非”只是“第三代詩歌”中的一股詩潮，“第三代詩歌”至少還應包括“女性主義詩歌”與“新古典主義詩歌”，而以張棗、海子、西川、陳東東、柏樺等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寫作，或許更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 趙飛以“張棗與‘新古典主義’”開題，實施過程卻打了折扣，將一種詩歌現(xiàn)象研究變成了單個的詩人論。她在論述范疇上沒有實現(xiàn)我們的期待，但論文質(zhì)量卻超出了我們的期待，在匿名評審和答辯中得到了普遍的好評。趙飛是對的，她收攏論述野心，聚焦于張棗這個典型個案，更能體現(xiàn)張棗詩歌的重要性。 張棗是當代詩人中最有詩學追求和研究難度的詩人，沒有具體深入的文本細讀，沒有對作品語境的真切了解，沒有對其所涉中西文學與文化“互文性”的心領神會，很難進入他“夢中夢”“戲中戲”般的詩歌世界。而趙飛這部《張棗詩歌研究》的意義，首先就在于作者能夠正視這種難度，努力理解杰出詩人的藝術(shù)自覺，昭彰藝術(shù)克服困難的魅力與價值，讓詩歌糾正詩歌，藝術(shù)趣味對比藝術(shù)趣味，扭轉(zhuǎn)長期以來“新詩”寫作習非成是的簡單化傾向，體現(xiàn)詩歌的言說風度和漢語的典雅雋永。 張棗詩歌世界是曲徑通幽、鏡花水月的花園，園內(nèi)有園，景中有景；而趙飛還在成長，那么年輕，那么單純，生活中那么容易相信，甚至連老師上課順手用個廉價杯子喝水，也以為困難，課后特意買了好的送去。然而，無論詩歌寫作的藏山隱水，奇思妙構(gòu)，還是閱讀理解的山重水復，柳暗花明，都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腦神經(jīng)運用的智力問題，而是心性、感覺和趣味是否相通，能否“情投意合”的問題。趙飛的好處是以為人處世的真誠與單純作代價，持護了詩歌感覺的敏銳和趣味上的純真。她對張棗詩歌是傾心傾情的熱愛，研究過程是全力以赴地投入。這種傾心傾情和傾力，不僅在她的論文中得到了見證，也感染和影響了她的師弟師妹。后來我的好幾個學生都成了“棗迷”，跟她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 張棗詩歌曲高和寡，許多作品也以尋找知音作為主題。從未見過面的趙飛是不是張棗詩歌最好的“知音”,我不敢斷言。但可以堅信的是，趙飛的這部《張棗詩歌研究》，作為張棗研究的第一篇博士論文和第一部研究專著，即使不是一部提供定位定見和定論的著作，也一定是張棗詩歌研究的重要指引。作者不只對張棗詩歌的基本主題、意象、情境、風格有深入的觀察，還對其與中國文學“文與道”的傳統(tǒng)，與西方現(xiàn)代詩歌的吸收轉(zhuǎn)化關系，有獨到細致的梳理。尤其值得贊賞的，通過認真研究，趙飛不僅向我們提出了張棗的典范之作，諸如《鏡中》《卡夫卡致菲麗斯》《空白練習曲》《跟茨維塔伊娃的對話》《云》《春秋來信》《大地之歌》等，而且篇篇作了細讀式的分析。 詩歌文本的細讀看似容易，有“新批評”發(fā)明的完整理論原則、概念體系和方法論可以參考，但落實于張棗詩歌卻不那么簡單。一方面固然由于“新批評”主要專注于文本內(nèi)部，而現(xiàn)代漢語詩歌是中外古今詩歌文化網(wǎng)絡中的一個網(wǎng)結(jié)，具有廣大的“互文性”；另一方面，是張棗自覺疏離了胡適以來現(xiàn)代詩歌的“明白清楚”傳統(tǒng)，希望使用說寫趨近的現(xiàn)代語言寫詩，也能達到“言近旨遠”的藝術(shù)境界。張棗與“新詩”主流寫作大異其趣之處在于，他的言說理路不是服從抒情言說者主體意志的牽引，而是“隱身”于作品的具體情境，形式結(jié)構(gòu)也格外講究，即使使用自由詩的形式，也重視詩節(jié)詩行和音節(jié)的和諧勻稱。因此，實現(xiàn)張棗詩歌的有效“細讀”，既要求研究者能夠通過“詩藝”抵達“詩義”，也要求熟悉與文本相關的語境、經(jīng)驗和文化因素。 《張棗詩歌研究》文本細讀的優(yōu)點正在于技藝與文化因素的兼顧。僅以第一章第一節(jié)對《卡夫卡致菲麗斯》的分析為例，這是張棗成熟時期的作品，打著“隱身術(shù)”和“戲劇性”的顯著烙印：孤獨的靈魂在“夜啊，你總是還夠不上夜/孤獨，你總是還不夠孤獨”的現(xiàn)代荒原向誰傾訴，該如何交代矛盾虛無的心事？張棗找到了卡夫卡，那個作為未婚夫和小說家，卻又始終懷疑婚姻與寫作價值的卡夫卡，找到了書信這一私密的傾訴形式�？ǚ蚩ㄎ茨苈募s的婚姻、未被執(zhí)行的遺愿，以及他小說中至死未能抵達城堡的測量員，通過張棗的想象編織，成了現(xiàn)代寓言的不同構(gòu)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抒情主體的角色化，不僅角色化，而且是由實而虛，由虛轉(zhuǎn)化為象征。張棗變成了卡夫卡？卡夫卡又成了《城堡》中的人物？還是根本分不清“作者”與“人物”、寫者與被寫者，在寓言的意義上，我們都是“測量員”（“我們這些必死的，矛盾的/測量員……”)。 趙飛深諳作品的“機心”，一方面，開篇就通過張棗的自白，為我們提供了張棗寫作這首詩的社會語境和個人心境。同時，提供了不少與文本內(nèi)容相關的卡夫卡的通信、日記與其他文獻，為理解這首詩的“典故”掃除了障礙。而在進入具體“細讀”式分析時，又始終堅持通過“詩藝”闡述“詩義”的原則，細致觀察詩人如何通過“面具”、“對話性”以及充滿個人氣質(zhì)的意象(如“肺”“夜”“使者”“鳥”“鏡子”等)，建構(gòu)一個“對稱于人之境”的詩歌世界。最終，又經(jīng)由一個個文本世界的解讀，讓人們深入理解張棗的詩學，以及這種詩學對于“新詩”積習的糾正與挑戰(zhàn)。 還值得一提的，除了為人們打開一扇理解張棗詩歌的窗口外，《張棗詩歌研究》也是一個年青學者成長的見證。它向我們表明，一個學人最初的出發(fā)，如果能與高品位和有挑戰(zhàn)性的研究對象相遇，會獲得更高的起點。 是為序。 2019年2月13日于北京四季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