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春秋戰(zhàn)國這五百多年乃是我國歷史上大變革、大動蕩的重要時代，也是我們民族不斷形成，并迅速走向統(tǒng)一，因而煥發(fā)出無限活力，故能在政治、文化、學術(shù)獲得足以使后人欽佩不已的空前繁榮的時代，而且還應(yīng)該是一個需要英雄、同時也產(chǎn)生一大批英雄的時代。因此，這個時代不僅成為歷史學家，而且也成為小說家關(guān)注的焦點。從宋元講史話本《七國春秋平話》(后集)、《秦并六國平話》進而發(fā)展到明中葉余邵魚(字畏齋，福建建陽人)編寫的《列國志傳》(以下簡稱“舊志”)，乃是對這一段歷史通俗化、藝術(shù)化的初步嘗試。盡管這些書在藝術(shù)上比較幼稚和粗略，但它們都表現(xiàn)了一種要求通過人物形象以駕馭這段歷史的愿望；特別是余氏“舊志”，它以時間為經(jīng)，以列國為緯，敘述了從商紂滅亡到秦并六國長達八百年的歷史，結(jié)構(gòu)龐大，氣勢宏偉，但描寫過于簡略，文字也顯得粗率，缺乏感人的藝術(shù)力量，不能滿足廣大民眾對于這段歷史的好奇心。

明末著名通俗文學大師馮夢龍(1574—1646，字猶龍，別署墨憨齋主人，江蘇長洲人)對余氏“舊志”進行了脫胎換骨的增刪改寫，編定為《新列國志》(以下簡稱“新志”)。他的改寫包括：第一，將“舊志”二百二十六則、二十八萬字擴充為一百零八回、七十馀萬字。第二，刪去從武王伐紂到宣王中興以前的三百年歷史，集中描寫西周衰亡到秦并六國即春秋戰(zhàn)國共五百多年政壇上的風云變化，成為一部比較完整的東周列國的歷史演義。第三，刪除某些距史實太遠、荒誕不經(jīng)的情節(jié)，如“伍子胥臨潼舉鼎”、“孫臏下山服袁達”等傳說；改正“舊志姓名率多自造”、“敘事或前后顛倒、或詳略失宜”以及“古用車戰(zhàn)……舊志但蹈襲《三國志》活套，一概用騎”之類的失誤；并聲明“以《左》、《國》、《史記》為主”，參以秦、漢有關(guān)典籍近二十種，“凡列國大故，一一備載，令始終成敗，頭緒井如，聯(lián)絡(luò)成章，觀者無憾”。(《新志·凡例》)這就使《新志》更接近于史實，成為一部比較嚴肅的歷史通俗演義。第四，盡管“新志”屬于所謂“信實”派歷史小說，但也并非信史；正如可觀道人在《敘》中所說的：“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边@說明它在重大事件、情節(jié)及其進程不違反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在細節(jié)上有所“增添”，在語言、對話諸方面加以“潤色”，同時也保留了一些民間故事和傳說。使“新志”在鋪陳史實中可以增強那些具有文學意味的細節(jié)刻畫和場景描繪，以滿足讀者的審美期待。第五，由于馮夢龍是個杰出的通俗小說作家，故能在藝術(shù)表現(xiàn)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舊志”敘事零亂，線索不清，而《新志》卻讓人耳目一新，事件雖繁而不散亂，人物雖多而各具面目，列國雖雜而其發(fā)展線索清晰可辨，故能將五百多年的歷史匯于一帙而又避免紊亂無序之弊。這就使得《新志》在藝術(shù)上具有一定的感染力，成為一部極有價值的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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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列國志》在藝術(shù)上也取得了相當?shù)某晒�。在諸多歷史演義中，其成就和影響僅次于《三國演義》，而在諸書之上。春秋戰(zhàn)國時期史事紛繁，千頭萬緒，作者借鑒史家編年體，并參以記事本末體作為結(jié)構(gòu)主線以統(tǒng)籌全書，次第敷演，事取其詳，文撮其略。前八十三回以五霸相繼興起為中心，描述了列國紛爭的史實。后二十五回則敘寫七雄在外交上的分合和軍事上的搏殺，而以秦國的不斷強大并最后統(tǒng)一全國為主要脈絡(luò)。故能做到布局嚴謹，結(jié)構(gòu)完整，主次分明，詳略得當，前后貫通，歷史發(fā)展線索清晰可辨。這段歷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管仲相齊桓公、晉公子重耳出亡、伍子胥避禍奔吳破楚、吳越爭霸、商鞅變法、孫龐斗智、合縱連橫、竊符救趙、荊軻刺秦等，都不惜濃墨重彩詳加抒寫，使之生動曲折，緊扣人心。其中既有對史實的敷演，也有細節(jié)刻畫和場景描繪。書中還有不少短小故事，如千金買笑、掘地見母、退避三舍、董狐直筆、絕纓大會、二桃殺三士、孫武演陣、掘墓鞭尸、臥薪嘗膽、馮諼彈鋏、火牛破燕、完璧歸趙、紙上談兵、毛遂自薦、甘羅拜相等等，都寫得有聲有色，膾炙人口。不僅具有較強的審美感染力，而且其中某些故事已經(jīng)上升為具有某種原型意味的民間心理行為的范例。如“退避三舍”提供了一種在斗爭中不忘禮讓、以表示恩怨分明的模式�！芭P薪嘗膽”則成為志在報仇雪恥、不惜以超人的毅力刻苦自勵的行為的一種象征�！巴觇禋w趙”則表現(xiàn)了無論環(huán)境多么艱難險惡，也要把原物完整無缺地歸還原主，以實現(xiàn)承諾的典型。而“毛遂自薦”則提供了才不外露者在需要的時刻敢于挺身而出、擔當重任的范例。這些故事經(jīng)過小說的渲染和以精煉的語言標示，故能上升為某種原型形態(tài)而浸染人心，其審美穿透力是非常強的。

在人物刻畫方面，小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者根據(jù)這個時期紛紜復雜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搏殺，從各個方面去塑造人物形象，包括霸主昏君、貪官佞臣、賢相名將、貞妃淫姬，直至義士刺客、名儒術(shù)士、商賈優(yōu)伶、醫(yī)卜星象之流，不少都寫得面目各異，形象鮮明。如宋襄公的迂頑、晉靈公的暴戾、褒姒的惡毒、驪姬的陰險、先軫的智謀、晏平仲的機敏、藺相如的智勇、伍子胥的剛烈、孫臏的才略、龐涓的負義、范蠡的遠謀、程嬰的仗義、伯的貪婪、呂不韋的卑劣，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當然，由于時間跨度大，事件繁多，不可能有貫串始終的中心人物，而只能是人隨事來，事了人去，就像走馬燈式的。故作者只能對書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稍加勾勒，略作渲染，而不可能塑造出血肉豐滿的不朽典型。

本書還有一些不足之處：主導思想未能超出儒道兩家體系，故迂腐說教和因果迷信不時流露。過分拘泥于史實，故瑣屑或刻板地敘寫未能排除。史學氣太濃，文學氣不足，這也許是題材所導致的難于避免的缺陷。此外，在文字上為了貼近史籍，不得不以文言文為基礎(chǔ)，因而影響了一般讀者的理解和接受。

為了便于閱讀和理解，我們特出版這部注釋本。但注釋又離不開�？保�而此書版本繁多，且多系坊刻本，訛誤不少，包括今存最早的刊于崇禎初年的金閶葉敬池刻本和明末贈言堂刻本(兩本版式、行款大體一致，疑為葉本的復刻本，兩本均簡稱“明刊本”)，同樣也有不少錯字及訛誤。其原因之一是印校不精，不少字，特別是地名、人名往往形近而訛。原因之二是作者馮夢龍是個多產(chǎn)作家，由于編寫匆忙，而書中所涉及的史實、年代、人名、地名又特別多，難免有疏漏之處。后來蔡元放雖曾加以修訂，但他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評點方面，在修訂方面對原書編寫及印校中的錯誤更正不多，有些更正，似亦未花多大氣力。如原作中已于第十回“疽發(fā)于背而死”的鄭將祝聃，卻又在十一回大戰(zhàn)宋將南萬牛，對這種死人復活的明顯錯誤，蔡評本只用“鄭將”來替代(這是全書唯一有大量活動而無姓名的人物)，以便敷衍過去。蔡評本實際上又還增加了不少誤改、誤校之處。因此，“評本”較之《新志》，錯誤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我們這次重校，雖仍以“評本”為底本，但更注意以明刊本進行仔細校訂。我們�？钡脑瓌t是：第一、兩本不同之處，參以有關(guān)史料，擇善而從，并不作校記。第二，兩本相同的一些明顯訛誤，凡有可能出于刊刻中的錯誤者，均予以更正，一般不出校記。如“妺喜”誤為“妹喜”(第二回)，“老桃”誤為“老挑”(第六回)，“疆埸”誤為“疆場”(第十四、二十、二十九諸回，但明本第二十九回不誤)，“铚”誤為“”(第二十五回)，“汪及彭衙”誤為“江及彭衙”(第四十六回二見，但明本后一處不誤)，“皋滸”誤為“皇滸”(第五十一回)，“世子獳”誤為“世子孺”(第五十一回)，“皇戌”、“向戌”、“沈尹戌“等人名的“戌”多誤為“戍”(第五十四、五十七，六十、六十六、六十七及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回)，“宋平公”誤為“宋成公”(第六十回，因平公名成，故誤)，“梁”誤為“溴梁”(第六十二回)，“臨淄市掾”誤為“臨淄市椽”(第九十六回)，“扎營”誤作“札營”(第百二回)，等等。這類錯誤不少是古今刻本中常見的，理應(yīng)更正。第三，由于作者粗心因而導致前后不一，相互牾或不合情理之處：如第九回敘齊僖公為諸兒(即齊襄公)“娶宋女，魯、莒俱有媵”，下文復稱宋女為“元妃”，但到第十三回卻又稱齊襄公“未娶正妃，止有偏宮連氏”。第二十四回敘鄭文公幸燕姞生公子蘭，第四十三回公子蘭卻成了文公“庶弟”，第四十四回文公自稱“孤未有子”。實際上第二十四回還寫到文公有子多人，公子華、公子臧皆因故被誅。第四十九回寫宋昭公為其“庶弟公子鮑”所弒，但第五十五回申舟斥宋文公鮑所弒者不是嫡兄，卻成了“嫡侄”。第五十四回晉楚之戰(zhàn)，楚莊王次子公子穀臣被荀首射中右腕而被“活捉”，但第五十七回交還給楚的卻是“王子之尸”。第六十七回楚康王熊昭死，“母弟麇”嗣位，但第六十九回敘康王有弟四人，卻并無名麇者。麇為康王長弟圍(楚靈王)所弒，慶封曾面斥靈王弒“兄之子”。可見麇似應(yīng)為康王之子而非“母弟”。第七十一回敘楚平王為太子建娶秦哀公“長妹”孟嬴，而納為己妻；而第七十七回孟嬴卻成了“秦哀公之女”。第九十六回回目標“馬服君(趙奢)單解韓圍”，內(nèi)敘趙奢救韓，大敗秦兵；第九十八回秦王卻稱“趙遣李牧救韓”。第一百一回寫將渠為相“未及半載，托病辭印”，第一百二回卻又成了“將渠為相歲馀”。第一百三回寫趙將龐煖射殺秦將蒙驁，自己亦中箭，“箭瘡不痊，未幾亦死”。但到了第一百四回趙王“知秦不助燕，乃命龐煖、李牧合兵伐燕”。此類錯誤還有不少。前后牾，不容兩立，必有一誤。但誤者屬何處，很難判斷，故對于這類前后矛盾，一般不予校改，只在注釋中加以說明，以提醒讀者注意。

在注釋中，我們感到最大困難的是人物眾多，人名復雜，這也是閱讀中的最大障礙。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氏族繁衍，人口增加，姓氏的分化和衍變非常復雜。特別是書中大批出現(xiàn)的貴族男子，都有姓有氏，《左傳·隱八年》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一姓之中，可以封邑、表字、謚號、職官為氏者，不僅一姓數(shù)氏，而且一人亦可數(shù)氏。加上當時尚有雙名單行、名字連稱或名與出身、居處、官職連稱多種習慣，使得一人多名的現(xiàn)象極為普遍。為此，我們除了在注釋中保留少量一人多名原委的說明以外，特在書末附上《人物索引》，以便了解書中人物的異名、官職及親屬關(guān)系，使讀者方便閱讀。由于本書采用的是比較淺近的文言文，一般文言詞語，難度不大者，皆略而不注。注釋重點是古代地名、職官、名物、年代、典章制度以及當時的風俗習慣；這一方面是為了便于讀者理解書中內(nèi)容，同時也可以幫助讀者加深對這段歷史時期社會的認識，增加某些有用的知識。至于書中一些史實來源出處及其歷史可靠性，這勢必涉及很多復雜的考證，不屬于我們這個普及性的注釋本的范圍，對于一般讀者而言，也沒有很大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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