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有情景的，客居異鄉(xiāng)，所見的人與事與原初的母語環(huán)境相比，出入之大有時叫我找不著北。比如說話的音量就是其中之一。
　　漢語講究聲調(diào)，元音輔音一起上，鼻腔出聲時很像大廳里有一個人在呼喊。不發(fā)出這個音，其實是一件難受的事情。尤其跟日語一比就知道，日語絕大多數(shù)都用元音，類似漢語“ang”這個音幾乎是不出現(xiàn)的。所以元音、輔音合并到一起的“昂”這個音，讓沒經(jīng)過訓練的普通的日本人發(fā)，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當場掌握的。
　　有個日本女作家寫過類似的體驗。漢語分明說的是“鏡子”，可她卻聽成了“精子”。顯然，這是由于音調(diào)不準才引起的誤解。不少日本人埋怨中國人說話聲音大，在公眾場合尤其如此，究其原因，也可以歸結(jié)為發(fā)音技法的不同。相對單一發(fā)音的是日語，嘴巴張圓張大即可，不像漢語那么拐彎抹角，除了把元音發(fā)得大聲之外，還要讓輔音在鼻腔里面轉(zhuǎn)一圈才行。于是，其發(fā)音的音量自然比日語強勢。
　　其實，近30年前，我剛到日本的時候，連對方的話都聽不明白，單憑觀察和感覺做判斷。
　　我至今仍記得有位陶藝家在和我說話的時候，手勢非常輕細，對一只茶碗的表面，他能給我講好長時間。色彩啊、泥質(zhì)啊等等，滔滔不絕，好像根本不關(guān)心我是否能夠理解，獨自在自己的世界中興奮起來，乃至讓我覺得他平時一定是孤獨的，至少在做陶瓷的時候，他是不說話的。
　　如果全能聽明白他的話，那我的頭腦就會被他說的內(nèi)容引導，然后我會好奇、會思考、會提問。但是，恰恰是因為我聽不明白，所以他的話有相當一部分在經(jīng)過我的耳朵時會中斷，變成完全無意義的噪音。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等于我拒絕了與他的溝通，陶藝家在我面前只是一個無法傳承語義的陌生對象。與此相比，按我的直覺觀察他，觀察下來，我推測他平時做陶瓷的時候很孤獨，沒有一個適當?shù)淖屗�訴說的工作環(huán)境。所以，對我這樣一個并非完全能聽明白他的語言的人，這位陶藝家也不放過，對我一直不停地說！可能我當時看他的目光很專心，使他誤會了，以為我對他講的話聽得入迷了。這是一種不同語言文化的交流。在這個交流中雖然有收獲，但收獲來自于我聽不明白的部分，這個部分變成了好像特意為我所留、依靠直覺來觀察的空間。
　　后來，時間長了，我的日語越來越好，不僅能讀、能聽、能寫，而且還能理解方言。這樣一來，像過去那樣聽不明白就靠自己的直覺去觀察的情況變少了，萎縮了，讓位給了對日本人說話內(nèi)容的理解。換句話說，這是從感性的認識逐漸過渡到理性的思維，而完成這個過渡越順利越說明我的日語提高得快，像一股股浪潮涌人我的母語領(lǐng)域。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思想的工具。上述體驗也許是語言在個人“體內(nèi)”中的作用。對我來說，日語畢竟是外語，它輸人頭腦的過程跟漢語輸入的過程完全不同。這個情景跟學漢語的日本人一樣。因為無論是漢語還是日語，當它們是以道理、知識掌握的時候，需要先把它們拆散為字詞、句子、語法，然后像蓋大樓一樣，在自己的頭腦領(lǐng)地里打地基、搭腳手架、拼預制板什么的。這是有計劃、有目的的，屬于人工制造。而作為母語的漢語或者日語在頭腦中的組成則是自然生成的，它像生命一樣成長，就像我們的呼吸和血液。人的觀念、意識最終來自于自然生成的那一部分，而不是人工制造的。
　　語言好比在一張雪白的紙上畫出的鉛筆道道兒，鉛是黑色的。外語越好，在白紙上畫出的黑道兒就越多，覆蓋面也就越大。有一點值得注意，實際上并不是一張雪白的紙，因為有母語的底子，所以應該是母語的原色與外語的黑道道兒相互調(diào)和、均勻，乃至配色。
　　掌握日語的時候，我經(jīng)歷了內(nèi)在的變化。這個變化是一片接受了許多東西的園地，園地因人而異，因文化而異。其實，我對日本人的觀察并非絞盡腦汁去想、去琢磨，只是注意日常生活的體驗而已。生活既然如此，學任何外語也都一樣，尤其對學習漢語的日本人或者學日語的中國人來說更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