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瑞博士是浙江大學外語學院教師，有機會赴中國藝術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從外語專業(yè)轉到藝術專業(yè)，是一個極大的人生挑戰(zhàn)。在攻博期間，鑒于他有明顯的外語優(yōu)勢，我希望他能做一項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研究和梳理中國書法在百年來的西方傳播史實。在我們中國藝術研究所，近現(xiàn)代、近百年藝術史一直是我們打造了近二十年的一個核心課題品牌。粗略算來，已形成博士學位論文成果的，有近現(xiàn)代美術史學史，近現(xiàn)代中國書畫篆刻史，近現(xiàn)代美術社團組織史，近現(xiàn)代美術報刊出版史，近現(xiàn)代美術史中的“日本模式”，近現(xiàn)代美術史中的“德國模式”，近現(xiàn)代美術史中的“蘇聯(lián)模式”，近現(xiàn)代書畫鑒藏史，近現(xiàn)代書畫潤格研究，近現(xiàn)代書畫作偽研究，近現(xiàn)代書法美學史，近現(xiàn)代“章草”史研究，近現(xiàn)代“魯迅”圖像史，清末民初金石學史與端方，近現(xiàn)代書畫文物海外遷徙史，等等。上述各學術領域，都有對應的專題博士學位論文和碩士學位論文二十余篇。當然，也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關于美術語匯術語概念研究以及宋畫系列研究群；有主有次，構成了浙江大學中國藝術研究所的學術面貌和它通過十幾年逐漸打造起來的學術品牌，更形成了特定的學術、學科價值觀、本體論、方法論。鄭瑞同學的《20世紀西方之中國書法收藏與展覽》，正是這個百年、近現(xiàn)代藝術史學成果群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特殊、具有突出意義的一項成果。
　　書法藝術是中國和漢字文化圈獨有的藝術形式，在英語世界里，本來它沒有什么可以交流互通的“接口”，因為語言文字隔閡不通暢，使得互相之間的了解度和理解度連達到正常狀態(tài)都不容易，更遑論深人體察了。故爾西方歐美各大博物館之東亞收藏尤其是中國古文物：青銅器瓷器漆器玉器陶器石雕以下，論及書畫，每每以古畫為先，而于書法古代作品，則問津者稀。即使偶有之，也都是從文物鑒藏價值出發(fā)，而難以真正立足于書法的藝術審美史。若沒有深湛的漢學功夫，僅對一件古畫還能從形式、筆墨（筆觸）、色彩、構圖、題材等方面人手考索；而對于書法作品，首先就其漢字字形辨識和文辭釋義，就是一道大關而難以逾越。除了在美國的華裔收藏家，有時可以有所作為以外，即使是大學里專門教書的教授們，在面對一件上古中古甚至近古的書法名作時，不但對識篆識草視為畏途，即使是面對一般楷行書，也難以得心應手。
　　因此，對中國書法在近百年如何在歐美傳播的形式、途徑、具體內容、交流特點以及具體的史實進行細致梳理，就成了一個十分急迫、極有必要的學術任務。尤其是像我們研究所這樣以近現(xiàn)代研究為中心的機構，這樣的課題，第一是具有首創(chuàng)價值，過去沒有人梳理過，是嘗試著去進行學術探險。第二是為近現(xiàn)代近百年增加了一個新的來自異域的觀察視角，因為有距離感、不會有“身在此山中”的認識盲區(qū)，把握歷史的脈絡有時反而客觀和準確。記得我當時與鄭瑞同學討論這一課題時，我明確要求能利用英語能力，先熟讀相關資料，編出西方關于書法收藏、活動、展覽、著作論文的目錄，進而編成一部資料性的西方中國書法接受史的年表。不需要觀點，先提交事實。記得原先還計劃是書畫并舉，是書畫展覽收藏研究的范圍；后來發(fā)現(xiàn)體量實在太大，于是建議壓縮收集和研究范圍，只專注于書法——與中國繪畫相比，書法更冷僻更專門更難以進入，故而它的學術性相對而言可能更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