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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記述自1949年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為主體的進藏部隊奉黨中央、毛主席命令從西南、西北進軍西藏, 至1960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 展現(xiàn)解放西藏, 修筑康藏、青藏公路, 建立民主政權, 平息叛亂到民主改革的歷史畫卷。

　　熱地
　　張國華同志的女兒張小康的《雪域長歌——西藏1949—1960》，記述了六十多年前以十八軍為主體的解放軍指戰(zhàn)員克服無數艱難險陽進軍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情景，從不同側面展現(xiàn)了西藏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歷史進程之中人民解放軍的偉大歷史功績。真人真事，真情實感，令人感慨，也讓我回憶起許多往事。
　　我出身在藏北那曲地區(qū)比如縣夏曲鎮(zhèn)的一個貧苦牧民家庭，那時我也是農奴。小時候為了生活，冰天雪地里到處流浪要飯，給部落頭人、牧主、活佛當傭人，在寺廟當過小扎巴，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被人稱為“坡哲熱地”（“男鬼熱地”），受盡欺凌和苦難，至今身上還有舊西藏留給我的塊塊傷疤。我的小弟就是活活餓死在母親懷里。那時窮人的死活根本沒人關心。我們只覺得受壓迫、受剝削是命中注定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時，解放軍被稱作“紅漢人”。有些部落頭人、活佛公然散布：“紅漢人不好，不能接觸。”當年解放軍和工作組進藏時經常路過我家鄉(xiāng)，住在部落頭人達珠本的家里（達珠本是個愛國人士，開始是昌都解放委員會的農牧科長，后來擔任過那曲地區(qū)副專員）。年少的我在達珠本家當傭人。解放軍對我這樣的窮人特別好，給吃的、穿的東西，經常給我講革命道理，從解放軍那里我感受到從沒有過的溫暖。后來解放軍大部隊進駐西藏，修建青藏、康藏等公路，我就經常給他們領路、送信。慢慢地，接觸時間長了，對解放軍的了解和認識也更多了。解放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既是戰(zhàn)斗隊、工作隊，又是宣傳隊、生產隊，許許多多事情讓我非常震撼，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記憶猶新。
　　第一個深刻的印象是解放軍嚴格執(zhí)行黨中央制定的進軍西藏、和平解放的各項政策，非常尊重、充分保護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當時雖然《十七條協(xié)議》已簽訂，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動上層暗中下令，對解放軍進行糧食封鎖，不許把一粒糧食賣給解放軍，甚至揚言：打不走他們，餓也要把他們餓走！解放軍嚴格貫徹執(zhí)行毛主席“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精神，再缺糧再餓肚子，也絕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寧肯餓死，也絕不拿群眾的一針一線。原西藏地方政府不讓賣糧給解放軍，但有些百姓看到解放軍實在是太艱難，就偷偷地把自己家里的部分糧食送給解放軍。解放軍開始堅決不要，但是群眾一再要求一定要收下他們的糧食，最后解放軍只好付錢購買群眾的糧食。解放軍堅持“長期建藏，邊疆為家”，開始開荒種地，自力更生，自給自足，不僅從來沒有跟老百姓爭過糧食，而且還把生產出的糧食分給老百姓。
　　那時在我家鄉(xiāng)瓦塘村大約駐了一個連的解放軍，他們小部分借住在周圍的空房子里，大部分還是自己搭帳篷。我親眼看到，因為高寒缺氧、條件艱苦，再加上氣候惡劣、冰天雪地，很多解放軍的嘴唇和手都；東裂了。而旁邊的寺廟大殿非常寬敞，住幾百人沒問題，但他們嚴格執(zhí)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從來不進到寺廟大殿里�？吹竭@樣的情景，我們心里很同情他們，也很感動。不僅如此，解放軍還給寺廟發(fā)布施，當時我還領到過銀圓。
　　第二個深刻的印象是解放軍愛民親民，與西藏老百姓建立了魚水深情。舊西藏的藏兵到處欺壓窮苦人，敲詐勒索，肆意打罵、剝削百姓，老百姓都很懼怕他們，每每聽到藏兵馬脖子上的鈴鐺Ⅱ向都嚇得要命。解放軍進駐以后，剛開始大家躲得遠遠的，后來發(fā)現(xiàn)他們跟藏軍是截然不同的軍隊：他們克服物資匱乏、自然條件惡劣等各種困難，自己吃野菜，卻十分關心窮苦百姓，送吃送穿，免費給大家看病治病，幫助老百姓發(fā)展生產。跟那些欺壓百姓的藏兵比起來，簡直是天壤之別。我發(fā)自內心地感到解放軍是“菩薩兵”，“金珠瑪米呀咕嘟（解放軍好）”。
　　解放軍與藏族群眾真誠相待，和睦相處，彼此之間感情非常深厚。后來還有很多解放軍跟當地的藏族同胞結婚、生子，在西藏扎下了根，為西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真正體現(xiàn)了藏漢親兄弟，軍民一家人，誰也離不開誰。
　　第三個深刻的印象是解放軍重視、尊重并積極學習藏語言文字。為了更多更好地了解西藏的過去和現(xiàn)在，更好地跟藏族同胞溝通，解放軍要求每一個干部戰(zhàn)士都要學習藏語文。十八軍提出，在藏區(qū)工作，不懂藏語文，寸步難行，必須要學習好藏語文，這是一條鐵的紀律。當時，解放軍開辦了各種層次的藏文培訓班，從最基本的三十個藏文字母開始學起，努力學習藏語文。后來，相當一部分解放軍同志的藏語文水平非常高，他們精通藏語文，熟悉藏族歷史文化，能熟練用藏語與當地老百姓溝通交流，甚至各種大大小小會議的文件、宣傳材料等都能用藏文撰寫，讓我們非常驚訝和感動。
　　1959年西藏反動上層發(fā)動背叛祖國、背叛人民的武裝叛亂，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叛亂，實行民主改革，推翻了舊制度，建立了新政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祖祖輩輩受壓迫、受剝削的百萬農奴翻身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當時我家鄉(xiāng)所在的縣邊平叛邊進行民主改革。為了培養(yǎng)藏族干部，解放軍和工作組動員藏族青年到內地學習。
　　八年相處，我早已把解放軍當作親人，認定解放軍是好人，是共產黨、毛主席派來解救我們的。我就是從認識解放軍開始認識共產黨的！在我心里，解放軍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解放軍。我下決心報了名。在我家鄉(xiāng)，最初有二十幾個人報名，后來不少人聽信了“漢人要把這些人弄到很遠的地方去做苦力，去了就再也回不來了’’的謠言，改變了主意，我是少數沒有動搖的。于是，我很幸運地成了家鄉(xiāng)到內地學習的第一批學員，到了首都北京，進入中央政法干校（現(xiàn)在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習�？梢哉f，我能到北京上學，完全是解放軍教育、幫助和鼓勵的結果。
　　這次學習讓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出家鄉(xiāng)，第一次坐上汽車、火車，第一次來到北京，第一次看到天安門，第一次坐在課堂上學習文化知識和革命道理。最讓我一生難忘的是毛主席接見了我們全體學員。過去，我只知道毛主席是我們的偉大領袖，但從沒有想過能親眼見到毛主席。在見到毛主席那一刻，我感覺這不是在做夢Ⅱ巴?心情非常激動，那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我真是感受到毛主席是我們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北京四年的學習，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讓我看到了家鄉(xiāng)以外的世界，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讓我懂得了窮人受苦受難，沒有自由和人權，不是命不好，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受到三大領主的壓迫剝削。這四年的學習，讓我逐步樹立了忠誠于黨、終身為人民服務的堅定理想和信念。
　　正因為如此，西藏人民對解放軍的感情特殊且真摯，解放軍的精神被西藏各族人民永遠銘記，并大力學習、提倡和弘揚�！俺运煌蚓�，翻身不忘共產黨。”我們無比懷念那些在進軍西藏、和平解放西藏以及各個歷史時期，為西藏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為西藏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幸福安康作出重大貢獻，奉獻熱血、青春和生命的“老西藏”們。沒有他們，西藏就不會有今天繁榮穩(wěn)定的大好形勢；沒有他們，西藏各族人民就不會有今天和諧美滿的幸福生活。西藏人民永遠感謝他們，他們永遠活在西藏各族人民心中。
　　（本文作者為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雪域長歌：西藏（1949-1960 精編紀念版）》：
　　第一章緊急召喚
　　最高統(tǒng)帥，重重落子
　　準確地說，這是一群人的故事，是這個群體所經歷的一個特殊年代的故事。整個故事始于1949年年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后，中國革命史上最后一次大進軍開始了，這就是進軍大西南。
　　浩浩蕩蕩的解放大軍行進在公路上，士氣異常高昂。結束湘南戰(zhàn)役后的二野五兵團十八軍主力五十二師與四野三十八軍的一一四師走在同一條公路上，擠在一起，雙方各自走成一行，并肩前進。
　　進軍開始不久，十八軍已經接受了接管川南的任務，并由此進行了一次空前規(guī)模的調動，全軍要接管二十二個縣。
　　時任十八軍保衛(wèi)部副部長的張向明回憶道，部隊在湖南邵陽住了幾天后又出發(fā)，途中聽說去川南后干部分配地方的方案已經出來，班子也明確了：川南區(qū)黨委第一書記李大章、第二書記彭濤，行署主任張國華（十八軍軍長），自貢市委書記譚冠三（十八軍政委）。張向明回憶說：“我分配到自貢市當公安局長。在去貴陽的路上，我們就把要去川南的人拉了出來，離開了軍部，軍部的其他領導同志還留在軍部。李大章、彭濤及我們這些要南下的干部走到了一起。到貴陽后很快我們就入川了�！�
　　此時全國的形勢是，解放西北的戰(zhàn)事已經漸漸平息，解放大西南山地叢林的戰(zhàn)事仍在進行中。東南沿海的泉州、廈門的野戰(zhàn)部隊一直把國民黨殘敵追至金門、馬祖，并嚴守海防，以防退守在臺灣和澎湖的國民黨軍殘部伺機反撲。而在雷州半島，解放海南島的部隊已經集結，習慣了陸地作戰(zhàn)的部隊，正在忙著修船造艇，海灘訓練，人人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到海峽對岸……
　　而這時，新生的共和國的領袖，正在這張“解放”的宏偉藍圖上，重筆勾勒著另一組紅色箭頭。
　　高高興興地全力投入到接管、經營魚米之鄉(xiāng)的川南的十八軍官兵們絕不會想到，1949年底，千里萬里之外，在全速駛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上，最高統(tǒng)帥毛澤東重重落子，一項偉業(yè)籌劃已定，一統(tǒng)祖國大陸最后一役的句號，最終將由他們親筆畫上。
　　1949年12月，毛澤東赴蘇聯(lián)訪問，途經滿洲里時，給中央并西南局寫信，明確提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备鶕珴蓶|的提議，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發(fā)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把“解放西藏”作為1950年的一項光榮的戰(zhàn)斗任務。
　　1950年新年第一天，《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完成勝利，鞏固勝利，迎接一九五〇年元旦》。社論中寫道：“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戰(zhàn)爭，解放臺灣、西藏、海南島，完成全中國統(tǒng)一大業(yè)�！�
　　時隔四十年后，美國人類學家梅·戈爾斯坦于1991年出版了《西藏現(xiàn)代史（1913—1951）——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書中提到，1949年11月2日，也就是解放軍向大西南進軍中，西藏地方政府噶廈給毛澤東發(fā)出一封信。
　　戈爾斯坦在書中寫道：“西藏政府‘外交局’發(fā)了一封天真得出奇的信給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保證不進攻西藏，并且表示西藏希望同共產黨協(xié)商歸還當時被中國占據的藏族聚居區(qū)的問題�！�
　　在這封信里，噶廈政府聲稱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而且“自古迄今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政治統(tǒng)治地位從來沒有被任何一個外國接管過”！
　　戈爾斯坦評論道，“西藏噶廈政府的目的是企圖獲得西方民主制國家的大力支持”。他們認為，“不能單靠印度給予幫助和支持。因此他們決定把發(fā)給毛澤東的那封信的抄件分別寄給美國和英國政府，向他們尋求政治和軍事援助”。同年底，噶廈地方政府派出四個“親善使團”到英、美、印和尼泊爾請求“幫助獨立”。正在噶廈政府與各國接洽之際，英國路透社對外披露了這一信息。
　　現(xiàn)在看來，美國學者梅·戈爾斯坦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批評當年噶廈政府的這封信“天真得出奇”，一點兒沒說錯。噶廈政府似乎是在玩捉迷藏，故意隱藏起了西藏自古就屬于中國的歷史事實，但這可不是兒戲。
　　早在八百年前的元代，西藏就歸入了中國的版圖，并由中央政府實施行政管理。自此以后，西藏但凡有內憂外患，都得由中央政府出面乃至出兵才能解決。就說達賴喇嘛本身的神權地位，以及在達賴喇嘛主導下的政教合一統(tǒng)治——包括噶廈政府作為地方政權本身的合法身份，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導下建立和延續(xù)的。此外，達賴喇嘛神權地位的傳承要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簽”并且“冊封”，那更是久已形成的定制。即或是晚清民初中央政府最為衰弱的時期，也從未放棄過對這方土地的主權。
　　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198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發(fā)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演講。他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它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的，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lián)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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