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年的中國(代序)
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聯(lián)合課題組
姚洋 〔美〕杜大偉 黃益平
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此后，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均對這個目標做了具體的安排，十九大報告則進一步清晰地擘畫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xiàn)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從目前的進程看，我們達成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已經是一個大概率事件，2010—2018年，年均GDP增速達到7.4%，而且到2020年，中國將徹底消滅貧困。但是要達成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中國還面臨許多挑戰(zhàn)與不確定性。
1978年，也就是中國剛剛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人均GDP只有230美元，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到2018年，人均GDP上升到9 770美元，進入了中高收入水平國家的行列。改革開放這40年間，GDP平均增速達到9.3%，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根據(jù)作者團隊的預測，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目前中國人均收入大概是美國的四分之一(按市場匯率計算則是15%左右)，到2049年這個比例可能上升到三分之二。但是，從中等收入國家走向高收入國家的路徑可能與之前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所走的路徑很不一樣，上面這個預測是基于一系列假設條件而做出的。要讓這個預測成為現(xiàn)實，還需要相對良好的內外部環(huán)境，特別是一些關鍵領域改革措施的順利推進。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分析未來30年中國在實現(xiàn)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進程中將會面臨的新挑戰(zhàn)，從第二章開始的十五篇文章分別考察了中國經濟的不同部門與不同方面可能將經歷的轉變。雖然每篇文章的結構各有差異，但它們會嘗試回答下面三個共同的問題：首先，什么因素促成了過去40年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其次，中國經濟在進一步崛起的過程中將面臨哪些新的挑戰(zhàn)？最后，政府應該采取一些什么樣的政策與策略以保障中國平穩(wěn)地走向世界經濟強國？
一、經濟成就的貢獻因素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戰(zhàn)略舉措推動中國經濟的現(xiàn)代化，包括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城市工業(yè)化。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間，盡管中國一度也實現(xiàn)了較快的經濟增長，但當時的計劃體制在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因此，政府在1978年決定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濟因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改革開放的頭30年，中國年均GDP增速達到9.8%，有的學者將這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譽為“中國經濟奇跡”。
中國2049：走向世界經濟強國2049年的中國(代序)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應該就是改革政策，或者說從中央計劃體制向自由市場經濟的過渡。這個轉型極大地改善了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與技術效率。比如，20世紀80年代初在全國推廣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在保留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將農業(yè)生產的剩余索取權賦予農民，這樣農民的努力就直接與回報掛鉤，這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在短期內大幅提高了糧食與其他農產品的產出。再比如，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短時間內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又為城市勞動密集型制造業(yè)的擴張?zhí)峁┝嗽丛床粩嗟牧畠r勞動力，促進了工業(yè)生產的持續(xù)擴張。在中國1996—2015年間的GDP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占到了40%。
與改革政策相關的另一個因素是開放政策，即中國快速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好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同步發(fā)生，這使得中國經濟能夠深度參與國際勞動分工。依賴低成本優(yōu)勢，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大國之一，特別是在全球勞動密集型制造品市場。中國出口占GDP的比例從1978年的不到10%上升到2007年的37%。并且，在1993年之后的近20年間，中國一直是全球接受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不僅大幅降低了貿易與投資壁壘，還大大加速了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傊�，中國是全球化的主要獲益國家之一，世界經濟特別是發(fā)達經濟體為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提供了龐大的出口市場、大量的投資資金及先進的生產技術。
其他一些因素對中國經濟的成功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一是有利的人口結構。在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經歷了兩個“人口紅利”階段：第一個階段(1976—1990)正好與改革政策同步，而第二個階段(2000—2010)則恰好與加入WTO同步。二是高儲蓄率與高投資率。改革開放時期的高儲蓄率可能與一些因素高度相關，比如，如生命周期假說所指儲蓄率通常與經濟增長率成正比，有利的人口結構即不斷降低的撫養(yǎng)比(被撫養(yǎng)人口與勞動人口之比)，東亞共同的文化與習慣，以及因社會福利體系的缺失而形成了預防性的儲蓄等。而高儲蓄率直接導致了高投資率，從而大大促進了中國的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三是穩(wěn)定的宏觀與金融環(huán)境。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比較成功地保持了宏觀經濟穩(wěn)定，具體反映為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與外部賬戶失衡等指標的低波動率。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發(fā)生過系統(tǒng)性金融危機的大型新興市場經濟體。穩(wěn)定的宏觀與金融環(huán)境提高了投資者信心，改善了經濟效率。四是改革前建立的經濟基礎。盡管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中，中國的經濟表現(xiàn)不盡如人意，但在那段時期建設的基礎設施、所形成的完整的城市工業(yè)體系、普遍提高的教育水平及實現(xiàn)的男女相對平等等因素，都為1978年之后的經濟發(fā)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礎。
二、理解改革政策
在實現(xiàn)驚人經濟成就的同時，中國經濟確實也還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現(xiàn)象。在經過40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后，中國的經濟政策與制度與成熟市場經濟體相比，仍然存在十分明顯的差異。比如，雖然國有企業(yè)在經濟中的比重從改革初期的80%下降到目前的20%，但它們仍然在一些重要經濟領域特別是部分服務業(yè)和上游產業(yè)占據(jù)主導地位。政府依然在幾乎所有的金融領域實行政策性干預，包括利率、匯率、資金配置及跨境資本流動。在2015年有數(shù)據(jù)的130個國家與地區(qū)中，中國的金融抑制指數(shù)(反映政府干預程度的一個指數(shù))排在第14位。與自由市場經濟相比，中國的政策干預更為普遍，這類干預常常被一些學者認定為經濟低效的根源，甚至被貼上“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實際上，政策干預也是目前中美貿易沖突的焦點問題之一。
那么，為什么中國政府沒有選擇以更快的速度消除政策扭曲、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呢？要理解這些干預政策的動機，必須首先回到改革初期所采取的改革策略上來。蘇聯(lián)與東歐國家轉型采取的是所謂的“休克療法”，即在改革的起點，徹底取消中央計劃體制并推動國有企業(yè)私有化。不幸的是，這個策略往往導致改革初期的產出崩潰甚至社會混亂，原因就在于一個經濟無法在一夜之間一步到位地走向市場經濟，市場機制的形成與成熟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與之相對應，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期間所采取的是“雙軌制”的漸進的改革策略，即繼續(xù)支持國有企業(yè)，同時也為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寬松、更有利的環(huán)境。這一策略可能會帶來一些效率損失，因為國企的效率要低于民企，但它卻能夠保證轉型階段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穩(wěn)定。
這個“雙軌制”改革策略派生出了中國特殊的“不對稱的市場化”格局：一方面，產品市場幾乎完全放開，農產品、制造品和服務的價格都是隨行就市，由供求關系決定。另一方面，在生產要素市場，特別是資本、土地和能源市場，依然存在大量的政策干預。這些干預的目的是為了變相地補貼國有企業(yè)，保證“雙軌制”改革策略的落地。國企效率比較低，需要外部補貼，但財政沒有多余的資源補貼國企，政府就通過干預要素市場，比如國有商業(yè)銀行將大量的廉價資金配置給國有企業(yè)，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補貼。這是理解市場化改革期間仍然存在大量政策干預的一個重要邏輯。
有意思的是，這些看上去會造成嚴重效率損失的政策扭曲，并沒有影響改革開放時期的經濟發(fā)展與金融穩(wěn)定。一方面，這可能是因為在改革開放期間，政策干預的程度實際上是在不斷降低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只是速度比較緩慢而已。比如，中國的金融抑制指數(shù)從1980年的1(完全計劃體制)降到了2015年的0.6(表明金融市場化大致走完了一半的路程)，與之相對比，俄羅斯的金融抑制指數(shù)從1990年的1降到了2015年的0.4。另一方面，一些政策干預甚至還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比如，在特殊情況下，國企能夠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措施，幫助政府穩(wěn)定宏觀經濟。實證分析還發(fā)現(xiàn)，在20世紀80年代，抑制性的金融政策讓中國GDP的增速提升了0.8個百分點，這主要是通過有效地將儲蓄轉化為投資、支持投資者信心實現(xiàn)的。與實行“休克療法”的轉型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的表現(xiàn)要好許多，原因就在于，如果市場機制還不成熟，那么適度的政策干預可能是利大于弊的。
這個中國經驗揭示了一條重要的啟示：不要帶著教條主義甚至意識形態(tài)的有色眼鏡看待政策干預。事實上，任何政策都是既有正面效應又有負面效應的，政策分析與決策的關鍵是實事求是地看成本效益分析。政策干預可以發(fā)揮積極作用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存在市場失靈，而市場失靈的現(xiàn)象在轉型國家更為常見，因為市場機制的成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難想象，如果中國政府在1978年就徹底放棄對金融體系的政策干預，那么在過去40年里中國一定會經歷很多次的金融危機。即便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失靈”現(xiàn)象也絕非罕見。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時刻記住，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期間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推動力量是“市場化改革”，而非政策性干預。如果簡單化地將中國過去的經驗解讀為“干預是個好東西”，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過去40年間，中國經濟一直在穩(wěn)步地向市場經濟靠攏，只是在不同的階段往前走的步伐不一樣。另外，政策干預的成本效益也會發(fā)生動態(tài)改變，因此決策也要與時俱進，制定靈活的政策來應對。比如，實證分析發(fā)現(xiàn)，進入21世紀以來，抑制性金融政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由正轉負，這表明進一步推進國企改革與金融市場化已經成為非常迫切的任務。
三、新的經濟挑戰(zhàn)
考察過去40年中國宏觀經濟的表現(xiàn)，就會發(fā)現(xiàn)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2008年之前，中國經濟實現(xiàn)了快速經濟增長，保持了基本金融穩(wěn)定，同時也形成了嚴重的經濟結構失衡。但在2008年之后，經濟增速持續(xù)下降，金融系統(tǒng)性風險不斷上升，而經濟結構卻實現(xiàn)了再平衡。有的專家把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的表現(xiàn)歸納為所謂的“經濟新常態(tài)”，當然這個轉變還在進行之中，也許還將延續(xù)幾十年�！敖洕�新常態(tài)”是一個復雜的經濟現(xiàn)象，但關鍵的啟示十分清晰：未來的經濟發(fā)展軌跡將會顯著不同于過去。這個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關鍵性的新挑戰(zhàn)所決定的。
第一個挑戰(zhàn)是經濟增長模式從要素投入型轉向創(chuàng)新驅動型。在改革開放的頭幾十年，中國經濟一直擁有顯著的低成本優(yōu)勢。只要大量的勞動力持續(xù)地從農村流向城市，城市的勞動成本就會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城市制造業(yè)就可以不斷地擴張。但問題是，現(xiàn)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接近枯竭，人均GDP也達到了中高收入水平，因此，現(xiàn)在只能依靠產業(yè)升級支持經濟持續(xù)增長，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zhàn)。隨著中國喪失低成本優(yōu)勢，出口占GDP之比與工業(yè)占GDP之比已經雙雙下降。將來的增長只能靠創(chuàng)新與產業(yè)升級。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中國有創(chuàng)新能力嗎？
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升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第一個因素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雖然中國的大學每年都培養(yǎng)數(shù)百萬的理工科大學生，但兩億多農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只有初中畢業(yè)，這在將來可能造成十分嚴重的勞動市場供求不匹配的問題。一方面，越來越精細化的產業(yè)需要越來越多的高技能人才，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民工都是低技能的勞動力。第二個因素是與創(chuàng)新匹配的金融服務。當前的金融體系似乎更擅長支持粗放式的、低端制造業(yè)的擴張，因此，金融必須實現(xiàn)轉型，有效支持輕資產、小規(guī)模的創(chuàng)新型民營企業(yè)。第三個因素是知識產權保護。如果知識產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創(chuàng)新就會失去動力，而這也是目前中美貿易沖突的焦點問題之一。第四個因素是好的產業(yè)政策。產業(yè)政策可能是必要的，但當前常用的包括大量的補貼與直接挑選勝出者的做法，效果并不好，有時候甚至還起反作用。
第二個挑戰(zhàn)是人口老齡化。大概在2010年前后，第二輪的人口紅利開始讓位于人口老齡化，當時的人口撫養(yǎng)比大概是36%。勞動人口的減少與人口撫養(yǎng)比上升，應該也是2010年以來GDP增速持續(xù)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人口老齡化的過程才剛剛開始。根據(jù)我們的預測，到2049年人口撫養(yǎng)比可能會上升到66%，“最老的老年人口”的比例會大幅提高。2019年到2049年，勞動年齡人口起碼會減少1.7億。人口老齡化特別是“未富先老”可能會帶來一些重大問題，包括勞動供給減少、消費需求減弱、儲蓄率下降及養(yǎng)老金缺口大幅擴大等。
本書指出了一些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策略。目前正逢第四次工業(yè)革命之際，如果能夠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與機器人，起碼可以替代2億以上的勞動力，基本抵消勞動人口減少帶來的負面影響。當然，機器替代人的過程不會是一個平衡的過程，對于女性、老年和低技能工人的沖擊會更大一些。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很大的潛力，鑒于目前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大概是農村居民的兩到三倍，如果目前56%的城市化率能夠在2049年提高到80%，那么就可以大大提升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消除老齡化造成的消費疲軟綽綽有余。老齡化造成的最難以應對的可能挑戰(zhàn)是養(yǎng)老金缺口。根據(jù)本書的分析，目前養(yǎng)老金缺口已經達到GDP的2%，如果現(xiàn)有模式不改變，這個缺口很可能會在10年內達到10%。因此，政府、企業(yè)與個人需要采取主動的措施收窄未來養(yǎng)老金的缺口。
第三個挑戰(zhàn)是逆全球化趨勢。雖然在過去40年，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未來30年，中國經濟增長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高度依賴外部市場的支持。一方面，中國已經從小國經濟上升為大國經濟，這意味著不管中國做什么，都會對世界市場造成很大的“溢出效應”，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所以，中國的政策將面對其他國家的反應方程。未來不可能長期保持過去20%—30%的出口增長速度。另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些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美國，出現(xiàn)了逆全球化傾向，出臺了很多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最初可能是因為雖然全球化帶來了普遍的效率提高與收入改善，但一些特定領域、家庭卻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受到了沖擊，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補償�？梢钥隙ǖ氖�，未來全球市場的開放度不會再像過去那么高。
當前的中美經濟沖突還包含一個新的維度，即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中國的國際經濟政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開放，特別是開放服務業(yè)。中國雖已兌現(xiàn)了當年加入WTO時所做出的市場開放包括金融開放的承諾，但不可否認的是，考慮到中國不斷提高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以及經濟規(guī)模，經濟開放度確實明顯偏低。中美貿易沖突也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中國的經濟體制將會變得更加開放還是走向相對封閉？二是參與國際經濟治理，包括WTO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也在推動落實自己的一些政策意圖，包括人民幣國際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一帶一路”倡議等。其實，最為關鍵的問題是，中美是將達成新的合作共識，還是將走向更為全面的沖突甚至對抗。中美雙方的大多數(shù)專家都認為最可能的情形是“局部脫鉤”，而不是全面冷戰(zhàn)。問題是，“局部脫鉤”可能不是一個穩(wěn)態(tài)均衡，比如高科技脫鉤很可能延伸到金融脫鉤甚至原材料脫鉤。
除了上述三大主要挑戰(zhàn)，中國經濟在未來30年還將面對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其他矛盾，其中之一是環(huán)境與氣候變化的挑戰(zhàn)。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期，實際采用的環(huán)保標準一直比較低，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經濟增速。隨著經濟不斷開放，一大批污染相對比較嚴重的企業(yè)搬到中國來生產，形成了所謂的“污染天堂”現(xiàn)象。在中國加入WTO之后的幾年間，出口、污染及碳排放都呈現(xiàn)了加速增長的態(tài)勢。有經濟分析表明，環(huán)境破壞與資源枯竭所造成的經濟成本可能已經達到GDP的10%，水與空氣的污染還嚴重危及健康。所有這些都會在未來幾十年里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造成顯著影響，包括增長速度、增長結構及增長質量。對此的政策應對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
對創(chuàng)新依賴程度的提高、老齡化、世界經濟的開放度降低及對綠色增長模式的追求，都意味著未來幾十年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會不斷放慢，增長模式需要徹底轉型。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間所積累的許多經濟技能也許就不再有用，過去做得好的很多行業(yè)現(xiàn)在已經難以為繼。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依靠出口與投資兩駕馬車，消費一直比較疲軟，現(xiàn)在這個增長格局已經無法持續(xù)。
四、預測與政策建議
根據(jù)我們的預測，到2049年，中國的GDP增速可能會放緩到2.7%—4.4%。但這實際是一個相對樂觀的預測，因為到那個時候，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的人均GDP可能會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按市場匯率計算的人均GDP之比可能會略低一些)。如果這個預測大致準確的話，那么在2019年至2049年之間，將會發(fā)生一系列重要的事件：
�r 中國可能會在2025年前后達到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從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r 按以市場匯率計算的GDP總規(guī)模來看，中國大概會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r 到2049年，中國很可能將達到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從而順利地實現(xiàn)中央所提出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這個預測的一個直接含義是經濟增長減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并非像有的學者判定的是純粹周期性的波動。將來增長速度還會波動，但不可能再次大幅反彈并持續(xù)保持在8%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政府主要依靠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手段穩(wěn)增長，應該說那些反周期措施一直是十分有效的。但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發(fā)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雖然政府依然在采取各種反周期措施，但增長速度已經從2010年的10%以上下降到2019年的6%左右。這個下行過程還將持續(xù)，決策者也好，企業(yè)家也好，都應該對未來增速持續(xù)下降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但即便是這樣一個持續(xù)下行的增長軌跡，也不可能自動達成，而需要政府與企業(yè)共同做出艱苦的努力。事實上，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在經歷了一段高速增長以后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永遠無法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連經濟發(fā)展的優(yōu)等生日本也一度經歷了“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一些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在2008年以后急劇下降。我們上述預測是基于中國經濟持續(xù)保持開放政策、有效應對老齡化等挑戰(zhàn)的一系列假設而做出的。中國要持續(xù)崛起、走向世界經濟強國，一個關鍵的指標是生產率必須不斷地提高。也許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最近政府將經濟政策的重心從需求端的周期性調控轉向了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