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早在20世紀80年代研究核戰(zhàn)略與核政策時，促使我寫作這本書的那些問題就讓我感到困惑。對于“核軍備競賽是危險的嗎？”這個問題，我當時找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主張冷戰(zhàn)期間的核競賽具有嚴峻威脅的大多數(shù)觀點存在內在矛盾。辯論中對立一方的觀點——主張美國為了維護安全有必要進行核軍備競賽——也不盡如人意。其中，尤其需要研究的是美蘇關系中軍事競爭與政治互動之間的關系。

有關軍備競賽的思考促使我將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作為理解國家何時應該競爭、何時應該合作的方式。為了考察軍備競賽是否危險，我們需要對可供國家使用的替代選擇進行評估。軍備競賽可能會增加戰(zhàn)爭的可能性，但是不進行軍備競賽會使戰(zhàn)爭變得更有可能發(fā)生。我在本書中建立的理性理論可以讓我們將國際環(huán)境的影響與國家所選擇的戰(zhàn)略的影響區(qū)分開來；我們可以運用這一理論評估軍備競賽本身是否危險，或者國家面臨的國際形勢是不是真正的根源。更廣泛而言，我的理論幫助我們理解國際環(huán)境對國家戰(zhàn)略的影響，證明國際無政府狀態(tài)并不導致競爭性國際戰(zhàn)略的一般趨勢；在各種物質和信息條件下，合作是一國獲得安全的最佳選擇。

多年來，我在《國際安全》和《世界政治》雜志上發(fā)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這些文章寫出來都能夠自圓其說，所以我沒有考慮再寫一篇文章。而且，我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寫一本關于國際關系宏理論的著作。當我決定將這些文章匯集在一起，整合成一本專著時，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非常迅速就能完成的項目。最終，這本書又花費了我?guī)啄陼r間去寫作，并且涵蓋了我從一開始并未設想的許多觀點和章節(jié)。

我在學術上最應該感謝的莫過于芝加哥大學，我從這所大學賴以成名的學術能量和學術強度中受益良多。在芝加哥大學，“國際安全政策項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ISP）為教師和研究生們提供了互動、相互學習以及合作共事的理想平臺。在這段時間，我與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鮑勃·佩普（Bob Pape）一道執(zhí)掌“國際安全政策項目”。他們對這項事業(yè)的付出、對我們所應對的理論與政策問題的深切關懷，以及他們的友誼讓我備感珍惜；我相信，我們在十多年前建立的這個共同體是一個巨大成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之初的一些年里，與多位專注于國際安全研究的芝加哥同事（如吉姆·費倫、亞歷克斯·溫特、史蒂夫·沃爾特）的密切交流也讓我受益匪淺。

在我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的思想發(fā)展過程中，許多人都對我給予了幫助。我已經對那些在我寫作國際關系理論文章時提供幫助的人表達了感謝，在此我就不再重復。如果我在此遺漏了在這本書以及相關未發(fā)表文章寫作過程中提供幫助的人士，我提前致以歉意。

2008年春季，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學院（Harris School）“政治制度研究項目”就我的書稿舉辦了一場為期一天的研討會，這對我有極大的幫助。查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鮑勃·鮑威爾（Bob Powell）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開始階段提出了卓有見地的評論和批評，啟發(fā)了當天的討論。感謝他們花費寶貴時間讀完我的書稿，并且前往芝加哥參加討論。我也感謝當天出席討論會的芝加哥大學的教師和研究生們。這本書的寫作也得益于在一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包括“國際安全政策項目”、芝加哥大學的“國際政治、經濟與安全研究項目”、哈佛大學奧林研究所的國際安全研究小組、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學院的國際安全研究項目。此外，我還要感謝參加“軍事政策與國際關系研討班”的研究生同學們，他們對一些章節(jié)的前幾稿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對于全部書稿的評論，我要感謝安迪·基德（Andy Kydd）和史蒂夫·布魯克斯（Steve Brooks），他們提供了非常詳細的書面意見；同時還要感謝喬恩·卡弗利（Jon Caverley）、馬特·埃萬杰利斯塔（Matt Evangelista）、達拉赫·格蘭特（Daragh Grant）、羅斯·凱拉尼克（Rose Kelanic）、內吉恩·佩加（Negeen Pegahi）和約翰·舒斯勒（John Scheussler）給予的出色指導。對于書稿部分章節(jié)以及相關未發(fā)表文章的評論，我要感謝邁克爾·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史蒂夫·布魯克斯、巴里·布贊（Barry Buzan）、賈森·卡斯蒂略（Jasen Castillo）、戴爾·科普蘭（Dale Copeland）、亞歷克斯·唐斯（Alex Downes）、戴維·埃德爾斯坦（David Edelstein）、科林·埃爾曼（Colin Elman）、馬特·埃萬杰利斯塔、吉姆·費倫、斯文·費爾德曼（Sven Feldmann）、邁克爾·格羅斯尼（Michael Glosny）、勞埃德·格魯伯（Lloyd Gruber）、特德·霍普夫（Ted Hopf）、塞思·瓊斯（Seth Jones）、保羅·卡普爾（Paul Kapur）、李東生（Dong Sun Lee）、查姆·考夫曼、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約翰·米爾斯海默、西隆行（Takayuki Nishi）、鮑勃·佩普、鮑勃·鮑威爾、塞巴斯蒂安·羅薩托（Sebastian Rosato）、約翰·舒斯勒、蘭迪·施韋勒（Randy Schweller）、戴維·西羅基（David Siroky）、鄧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杰克·斯奈德、西莉斯特·沃蘭德（Celeste Wallander）和亞歷克斯·溫特。他們的反饋和建議幫助我明確自己的觀點，并且提出新的觀點。我要感謝喬恩·卡弗利和喬恩·舒斯勒出色的研究支持，還要感謝內吉恩·佩加幫助我改進最后一稿的表述和清晰度。

這本書吸收了我在下列文章中的觀點：《軍備競賽何時危險？理性軍備對陣次優(yōu)軍備》（When Are Arms Races Dangerous? Rational versus Suboptinmal Arming，《國際安全》第28卷第4期，2004年春季號）、《什么是攻防對比以及我們如何對其進行測量？》（What Is the Offense�睤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國際安全》第22卷第4期，1998年春季號，與查姆·考夫曼合著）、《安全兩難再探》（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世界政治》第50卷第1期，1997年10月）、《樂觀的現(xiàn)實主義者：合作作為一種自助手段》（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睭elp，《國際安全》第19卷第3期，1994/1995年冬季號）、《軍事戰(zhàn)略的政治后果：對螺旋模型和威懾模型的擴展與完善》（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世界政治》第44卷第4期，1992年7月）。這些材料的使用已獲出版社許可。

我的兒子亞當讓我放慢了寫作這本書的進度，令我感激的是，他使我的生活變得豐富。我的妻子卡蘿爾在這個項目上給予了我比以往更多的耐心和支持。我要將這本書獻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