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這是我和《百家講壇》欄目的第三次合作，和商務印書館則是第二次合作。
　　和《百家講壇》的合作始于2009年。那時的《百家講壇》正處于鼎盛后期，朋友聚會、家人聊天，時時有人說及“百家”；閻崇年、王立群、易中天、于丹等老師也通過他們的講課，引導人們從各種各樣的“選秀”“搞笑”節(jié)目中脫出身來，關注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的一段時間，余秋雨教授以一己之力，通過《文化苦旅》攪動了中國人的文化熱，那么，進入21世紀后的一段時間，則是《百家講壇》扛起了傳播中國傳統(tǒng)文化、激發(fā)大眾歷史熱情的大旗。
　　但是，當《百家講壇》欄目組邀請我加盟時，我猶豫了。猶豫什么？說不清楚。當我們決定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可能有十分明確的目的，至少是直接動機；當我們需要做出一種選擇而猶豫的時候，卻很難說出十分清晰的理由。勉強要說，也許有三個擔心：一是擔心時間。手上有多個課題，從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到橫向合作項目，得親力親為完成，是否有時間和精力做《百家講壇》的節(jié)目？二是擔心內容�！栋偌抑v壇》與大學講臺不同，大學講臺的核心價值是學術創(chuàng)見，《百家講壇》的根本要旨是雅俗共賞。選擇什么樣的內容、采用什么樣的方式表述才能達到雅俗共賞？三是擔心效果。我從來不畏懼上課，但素來不習慣“嘩眾”，不屑于“取寵”，直到現(xiàn)在，聽到裝腔作勢的煽情就起雞皮疙瘩，所以自我感覺不適合做大眾節(jié)目。而電視節(jié)目恰恰是大眾節(jié)目，講究“收視率”和“回頭率”，要讓觀眾把屏幕停留在這個節(jié)目上，要讓觀眾手上的遙控器轉了一圈之后又回到這個節(jié)目來，不嘩眾、不取寵、不裝腔作勢地煽情，有收視率、有回頭率嗎？所有這些，心里都沒有底。另外還有一個糾結：作為專業(yè)歷史研究者，做大眾節(jié)目是不是“不務正業(yè)”，同行怎么看？低頭抬頭都是圈子里的人，和圈外朋友友情客串畢竟不一樣。
　　最后還是上了《百家講壇》的“賊船”，否則就沒有后來的故事。編導王珊小友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只要是她看中的老師，就很難逃脫“追捕”。在這個過程中，毛哥（佩琦）和商傳兄的榜樣，邵鴻的反復鼓勵，李鋒的多次鼓搗，都起了推動作用。但是，推動歸推動，最終決定上船，主意還是自己拿的。長期以來，我和邵鴻以及其他朋友一直在交流史學的功能問題、史學的大眾化問題。發(fā)揮史學的“人文”功能，讓大眾在歷史的講述中得到愉悅、得到感悟，向大眾傳播我們認為是“正能量”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這既是歷史研究者的責任，也應該是十分快樂的事情。既然如此，還有比央視《百家講壇》更好的平臺嗎？而王珊的誠懇態(tài)度也打消了我的一些顧慮：不過多考慮“收視率”和“回頭率”，按照自己的風格講，不是附和觀眾而是引導觀眾，把傳播對象定位在中等及以上文化層面。
　　于是有了連續(xù)三次的合作，其間固然有無數(shù)次就內容與形式的“被修理”與“反修理”、“被控制”與“反控制”，但我與《百家講壇》的合作也越來越默契。不少朋友問我，聽說《百家講壇》很霸道，不斷要求老師如此這般、這般如此。說心里話，沒有這種感覺。不知道是因為我接受意見很虛心，還是《百家講壇》對我很寬容。
　　第一次合作，講的題目是《大明嘉靖往事》。似乎是講嘉靖“皇帝”，但我把它講成了嘉靖“時代”，而其中揭示的則是普遍的歷史現(xiàn)象。其中的有些篇章，如“禮是打出來的”“算賬要算政治賬”“奸臣三部曲”“忠臣是怎樣鑄成的”等，我認為是可以成為經典的。
　　第二次合作，講的是《萬歷興亡錄》。同樣，主要說的不是萬歷“皇帝”，而是萬歷“時代”。萬歷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自由奔放的時代，一個酷似“前資本主義”的時代，但中國社會并沒有由此進入近代社會，而是樂極生悲地退回到了嚴峻冷酷的古代社會�！侗本┏繄蟆焚Y深記者陳輝曾經問我：《萬歷興亡錄》的電視節(jié)目已經有了很好的反響，你怎么評價由講稿改編出版的著作，這個著作中有哪些地方比較精彩？我很自信地告訴他：我的文字表述能力超過語言表達能力、邏輯思辨能力超過形象描述能力，只要讀下去，處處是精彩，而且是“未刪節(jié)版”，所以著作應該比電視更精彩。從《是非張居正》到《“飛語山人”樂新爐》，從《“詞宗先生”戚繼光》到《打虎英雄落平陽》，從《事情怕就怕認真》到《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從《人進我退》到《明朝的“國殤”》，展示的是一個王朝由極盛到式微的各個方面的外在表現(xiàn)和內在因素，是一個王朝坍塌前無可奈何的多維背影。我甚至很得意地問他：“你在其他著作中看得到這些信息嗎？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重復類似嘉靖、萬歷這樣的‘似曾相識’的樂極生悲的故事，所以，其意義遠遠不止在明代。”這兩個題目講述的內容都在我的研究范圍之內，都是明代史的題目，其中包含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但當欄目組希望我做第三個節(jié)目時，我覺得不能再做明代了，應該做一個更“大氣”的題目，既是對自己的一次挑戰(zhàn)，也爭取給《百家講壇》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我曾經考慮徹底改變一下風格，講一個“方志遠說金庸之韋小寶”�！堵苟τ洝肥墙鹩篂樽x者提供的開啟中國“江湖文化”和“廟堂文化”迷宮的鑰匙，韋小寶則是破解中國古代“官場潛規(guī)則”和“黑道規(guī)矩”的向導，極有研究價值和解讀意義。但《百家講壇》希望維護我作為歷史學者在屏幕上的形象，否定了這個設想。
　　那么講什么？我和王珊同時想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接著又想到了“中國通史”。經過反復商議，并征詢了諸多朋友的意見，決定把“通史”和“通鑒”結合在一起，定名為《國史通鑒》，當時考慮分為4—5部，共100—125講，現(xiàn)在看來需要有6部150講。當時的兩位制片人聶叢叢、那爾蘇，還有央視科教頻道副總監(jiān)馮存禮先生，都認同這個主題和思路。
　　《百家講壇》過去講的都是一朝一代，或者一個人物一本書，他們早就想做一個大的題目，上下貫通，從炎黃一直說到鴉片戰(zhàn)爭乃至清帝退位。雙方做出這樣一個決定的時間，是2012年4月。
　　關于這個主題的宗旨，我在《國史通鑒》的第一講做了這樣的表述：
　　這個“國”是中國，“國史”就是中國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歷史、中華文明的歷史……我們將盡可能地展示中華民族、中國文明的歷史是如何地悠久、如何地無間斷，對于它的記載又是如何地詳密。同時，我們也將討論，在中華民族、中國文明的發(fā)展過程中，曾經發(fā)生過哪些問題，走過哪些彎路？我們的先人曾經犯過哪些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他們?yōu)槲覀兘裉斓陌l(fā)展提供了哪些借鑒？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也是我們?yōu)檫@次講課取名為“國史通鑒”的原因。也就是說，這個節(jié)目和這部著作是向大眾講述中國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歷史、中華文明的歷史的，同時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為今日之借鑒。
　　主題固然氣勢恢宏，難度也是非常之大。第一，取舍難。上下五千年，發(fā)生了多少故事，淘洗了多少英雄，應該選擇哪些故事、哪些人物，又怎么講述這些故事、這些人物？第二，把握難。無數(shù)的史籍史料，無數(shù)的專書專論，無數(shù)的考古發(fā)現(xiàn)，無數(shù)的民間傳聞，如何把握尺度、彰顯主題？第三，突圍難。前輩的鴻篇巨制，前有錢穆《國史大綱》，后有李定一《中華史綱》，皆久負盛譽；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影響巨大，蔡美彪積10卷本《中國通史》的功力推出《中華史綱》；樊樹志在《國史概要》之后，又有《國史十六講》。此外，更有白壽彝先生在《中國通史綱要》基礎上主編的12卷22巨冊《中國通史》，費正清、崔瑞德主編的15冊《劍橋中國史》，以及尚未見到中文譯本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如此等等，猶如橫亙在面前的雄山大川，如何翻山越嶺、跋川涉水，如何突出重圍？
　　在確定《國史通鑒》這個主題時，也考慮過這些困難，但真正的困難總是在工作展開之后逐步顯現(xiàn)、深刻感受的。這種情況在我的人生歷程中，在我的學術生涯中，乃至在每一篇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時時發(fā)生�；�本經驗是，放棄意味著失敗，堅持可能成功，關鍵在于有自己的個性和特色。
　　寫作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范文瀾先生關于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道路與西方國家的區(qū)別，錢穆先生對《國史大綱》讀者要求的“諸信念”，李定一先生關于《中華史綱》自我勉策的“四規(guī)律”，《劍橋中國史》作者們置身山外揭開的“廬山真面目”，以及前輩學者和同輩朋友在各個斷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真知灼見，都是在翻山越嶺、跋川涉水過程中觀賞到的絢麗風光，感悟到的敬業(yè)風范，他們在幫助我突出重圍。
　　當年《萬歷興亡錄》出版的時候，有讀者將其和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進行比較，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因為我是《萬歷十五年》的忠實粉絲，而我們這一代人的“史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黃仁宇先生開發(fā)的。但這兩本書其實是很難進行比較的，倒是可以互補。最近我在一個“總裁”班講課，他們讓我推薦幾本明代史的著作，其中我推薦了《萬歷十五年》和《萬歷興亡錄》。為何同時推薦兩個“萬歷”？因為這兩部書都是以萬歷時期為描述對象，但重點不同、風格不同。前者是以散文方式撰寫的學術性歷史著作，重點放在“廟堂”，后者是以學術態(tài)度撰寫的普及性歷史著作，力求表現(xiàn)“多元”。學員及其他讀者可以從兩種不同風格的著作中體驗萬歷時代。
　　《國史通鑒》也是以學術態(tài)度撰寫的普及性歷史著作，以上種種的多卷本、單本“通史”、“史綱”和斷代史著作，均為“參考文獻”和“學術基礎”。特別是由于先通過屏幕傳播，再由文本傳播，決定了這部《國史通鑒》是以“說”為基礎的，傳播的對象首先不是翻開書本的讀者，而是打開電視或電腦的觀眾。所以我和很多朋友說，這部書和其他《百家講壇》的書一樣，創(chuàng)作過程有點兒像明代的“小說”：先要有“話本”，這是一次創(chuàng)作；然后在“話本”的基礎上講課，這是二次創(chuàng)作；最后根據(jù)講課和思考進行梳理、補充，這是三次創(chuàng)作。由于傳播的對象首先是電視觀眾，所以，頭緒不能太復雜，內容不能太生僻，論證不能太煩瑣，形式不能太單調。
　　用學術態(tài)度撰寫“普及性”歷史著作，也決定了《國史通鑒》和以戲謔態(tài)度撰寫的各種“歷史讀物”、“歷史小說”有著根本性不同，“說教”固然不可以，“戲說”更是忌諱。應該以輕輕松松的語言、認認真真的態(tài)度講述歷史，而不是天花亂墜說評書、編故事、發(fā)議論，既不能過于“勞累”讀者，更必須言之有據(jù)。
　　出于上述考慮，擬出了《國史通鑒》寫作的“十二字方針”：定主線、選人物、說故事、論得失。而且，主線要清晰、人物要鮮活、故事要生動、分析要明快。這可以說是《國史通鑒》的基本特點。
　　《國史通鑒》這個150集左右面向大眾的電視節(jié)目、120萬字左右面向大眾的歷史著作，只能是一條主線。這條主線就是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fā)展，所有的內容都應該圍繞著這條主線展開：在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風雨，沖破了怎樣的險阻，共享了怎樣的太平？有過什么樣的悲與喜、苦與樂？對于今天，應該記取什么樣的經驗與教訓？但是，中華民族歷史的悠久、記載的翔實和發(fā)展的無間斷，決定了這條主線應該是多彩線而非單色線，它應該包含著政治、經濟、文化，上層、下層，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內容。
　　歷史由人組成，只有充分展示人物的活動，歷史才能鮮活和靈動起來。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fā)展是一個綿長的漸進與累積過程，但又不斷發(fā)生由杰出人物推動的由漸變到突變過程。我們把不被人們察覺的漸變過程交給學術論文去討論，而把推動突變或產生影響的人物——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無論是起過好作用產生好影響的人物，還是起過壞作用產生壞影響的人物——“選”到這個節(jié)目和這部著作中。當然，任何一個偉大人物，在我們這個節(jié)目和著作中都是一個過客，所以我們得選擇他們最走運或最背運、最可愛或最可惡、最好玩或最窩囊的那些片斷，一句話，選擇他們在歷史上劃下最深刻痕的那些片斷進行講述。
　　“歷史人物”從來都是和“歷史事件”聯(lián)系在一起的。當然，在我們這個節(jié)目和著作里，只有那些對歷史進程產生影響的事情才能稱為“歷史事件”，才是“大事”�；饰焕^承、朝代更替本來是大事，但是如果沒有對歷史過程發(fā)生明顯影響，那它就是一家一姓的小事，不屬于我們這個節(jié)目和著作的“故事”。而黃河邊的一場連日大雨、窮秀才的一個報復念頭，為節(jié)約開支而裁減冗員、為整肅法紀而抓捕走私，本來都是司空見慣的小事，或者是一個政權在行使正常權力，結果卻掀翻了一個王朝、顛覆了一個政權、涂炭了幾代生靈、改變了歷史進程的方向，就成了蕩氣回腸的大事。這些才是我們要在節(jié)目和著作中大說而特說、大書而特書的“故事”。
　　關于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前人已經有過諸多的表述，最著名的莫過于孟子所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唐太宗所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還有培根所說“讀史使人明智”。有一種高考復習資料概括了歷史學家們提出的歷史學的五大社會功能：認識歷史的途徑、延續(xù)文明的紐帶、傳承精神的載體、治國安邦的寶庫、啟迪人生的向導。
　　乍看起來，真有道理。但坦率地說，雖然讀了五十多年的歷史書，教了三十多年的歷史課，我還真不知道歷史學竟然有如此多的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相反，一直在懷疑，一部《春秋》能否嚇倒真正的“亂臣賊子”，學歷史的人真就比別人“明智”？以史為鑒固然可以知興替，但如何才能使自己打磨出來的鏡子照出來的是相對客觀的歷史，絕對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時我想，歷史學是否需要承受如此大的壓力，是否需要攬下如此大的責任？但是，司馬遷提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卻成了歷史學者代代相傳的“基因”，欲罷不能。所以，盡管《國史通鑒》是普及性的歷史著作，我仍然希望能在輕松愉快向大眾講述中國歷史長河中所發(fā)生的“秋月春風”的同時，認真負責地向大眾解析中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fā)展過程的“是非成敗”。當然，講述和分析是否得體，躲不過觀眾和讀者的慧眼。
　　感謝關心這個節(jié)目播出和這部書出版的所有朋友，是你們的鼓勵和支持給了我堅持下去的信心。感謝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和領導，我和《百家講壇》第二次合作節(jié)目的書稿《萬歷興亡錄》，就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忘記不了商務印書館為了推介《萬歷興亡錄》，在首都博物館舉行了盛大的首發(fā)式。首都博物館郭小凌館長、商務印書館周洪波總編輯、《百家講壇》制片人聶叢叢女士、“毛哥”佩琦等親臨助陣，邵鴻學兄在出席另一個會議的間隙來到現(xiàn)場，四百多人的大廳座無虛席，首發(fā)式成了一次學術演講會。責任編輯蔡長虹的主持也成了一道風景線。這一次，因為《國史通鑒》的出版，更加深了我們之間的緣分。
　　無論是這個節(jié)目還是這部書，與以前的節(jié)目和書一樣，也一定存在諸多錯誤。這些錯誤倒未必完全是因為以一人之力講述幾千年歷史，因為即使是說自己“地盤”上的明史，也會發(fā)生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用南昌話說，有時甚至是“邊打鑼鼓邊出鬼”，錯得莫名其妙。所以我對很多朋友說，自從上了《百家講壇》，我就再也不敢說自己不犯錯誤，也更寬容別人的錯誤了。且不說不看講稿連續(xù)講四十多分鐘，就是平時和朋友交流，也不免會有口誤。當然，還有不少習慣性的錯誤。比如，一個字的讀音，從小就沒有讀準，但以為就是這樣讀的；一個事情從來就是這樣說，怎么可能會錯呢？但恰恰一開始就可能記錯了。這其實也很正常，電腦也可能有短路的時候。我能夠做到的，是盡可能地減少錯誤，特別是在節(jié)目制作的過程中、在著作校對的過程中盡可能發(fā)現(xiàn)并糾正錯誤。
　　在與《百家講壇》進行第三次合作之際，如果要我說對《百家講壇》的認識，我想表達這樣幾個意思：第一，十分感謝《百家講壇》，使我有一個和大眾交流、向大眾傳遞我的歷史觀和價值觀的平臺。第二，由于種種原因，并不是每一位好學者都會上《百家講壇》，所以絕不能以是否上《百家講壇》作為評價學者的標準。第三，上了《百家講壇》的學者未必就是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做得很好的學者，但能上《百家講壇》的學者一定是能講課的好老師，而且上了《百家講壇》之后，課會講得更好。第四，任何事物都有它發(fā)展的“常態(tài)”和“異態(tài)”。作為一個電視欄目，《百家講壇》已經度過了它開始的低迷期和此后的極盛期，進入一個“常態(tài)”發(fā)展期，“說三國”“講《論語》”的風靡不可能再現(xiàn)，但只要用心打造，《百家講壇》應該是央視的一個持續(xù)品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珍惜和愛護這個品牌。
　　《大明嘉靖往事》播出第一講的時候，孫女愛愛正好兩個月；《萬歷興亡錄》開播的時候，愛愛不但可以很清晰地叫“爺爺”，還可以晃晃悠悠到處跑了。《國史通鑒》第一部預播時，愛愛三歲半，在電視機前看節(jié)目，據(jù)說看了“好一陣子”，興奮地說：爺爺在電視里講故事�！昂靡魂囎印焙蟀l(fā)問了：“爺爺?shù)墓适率裁磿r候講完啊？”我沒有問“好一陣子”是多久，也許是三分鐘、五分鐘。三歲半的小孩能夠聽這個講課“好一陣子”，除了感情因素之外，應該說節(jié)目還是有吸引力的。此后的發(fā)問，一定是覺得這個節(jié)目沒有爺爺面對面地給她講“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廟里有兩個和尚，老和尚給小和尚講故事……”好玩。我錄制《國史通鑒》第三部的最后一講《南朝舊事》，想說說北朝民歌《木蘭詩》，但關鍵處卡住了。一閃念，調出手機視頻，六歲的愛愛童音清脆：“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zhàn)死，壯士十年歸……”
　　謝謝，愛愛小朋友！
　　方志遠
　　2014年3月10日
　　于東航MU5188次航班
　　2016年8月12日修訂
　　于東航MU5188次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