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重印的第二卷中，主要講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以及開戰(zhàn)后22 個月里皇家海軍的諸多失望。懷著不切實際的期待，這支訓練有素、指揮有方，偉大傳統(tǒng)和彪炳業(yè)績可以追溯到納爾遜及之前時代的海軍，卻品嘗了接踵而至的不幸：太多的挫折將海軍部及其政治領導人海軍大臣丘吉爾置于巨大的壓力中。海軍部內(nèi)的高層指揮亦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第一海軍大臣巴滕貝格的路易斯親王被解職（主要原因是低效和缺乏主動性，而并非是他的德國血統(tǒng)），海軍元帥費希爾爵士帶著至高的眾望重返海軍部，他要率領海軍取得對德國及其盟國的偉大勝利。但是他并沒有成功。費希爾最后辭去了職務，丘吉爾也隨之而去，迫使自由黨成立了聯(lián)合政府。本卷的中心故事是達達尼爾戰(zhàn)役，政治家、海陸軍將領和其他人都受挫其中，更不用說被炮火、水雷、魚雷和傷病奪去生命的千百名士兵了。

但是在講述這段通往日德蘭海戰(zhàn)（1916 年5 月31 日—6 月1 日）的歷史時，作者首先講述了德國戰(zhàn)列巡洋艦“格本”號和輕巡洋艦“布雷斯勞”號在經(jīng)過墨西拿，奪路來到達達尼爾和君士坦丁堡的過程中那一連串驚心動魄的較量。很多作品都描述過這一事件，它們也都提到了協(xié)約國在事件之后所面對的后果和種種不利，以及地中海上的英國艦隊在迫使德國軍艦交戰(zhàn)時的無能表現(xiàn)。第二卷中還有很多其他故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內(nèi)容：科羅內(nèi)爾和�？颂m群島海戰(zhàn)，德國入侵的可能性，戰(zhàn)爭初期潛艇的威脅和大艦隊斯卡帕灣基地的危險狀況，襲擊斯卡伯勒和“第40 室”的誕生，齊柏林飛艇的威脅，以及多格爾沙洲海戰(zhàn)，海軍中將貝蒂在這場海戰(zhàn)中第一次受困于某些問題。馬德爾繼而討論了近距和遠距封鎖的難度、丘吉爾的波羅的海計劃以及他與費希爾兩人計劃之間的區(qū)別。

經(jīng)歷了開戰(zhàn)初期的歲月，公眾、報界和議會都對海軍的無所作為和勝利遲遲未到逐漸失去耐心。三艘“克雷西”級（Cressy）裝甲巡洋艦在荷蘭外海被一艘潛艇擊沉的悲劇印證了在狹窄海域作戰(zhàn)的危險，以及反潛手段的極度缺乏。另外還有判斷上的失誤。U艇的威脅被低估了。海軍中將劉易斯·貝利輕率地帶領他的中隊在斯塔特角演習，結果戰(zhàn)列艦“可怖”號被魚雷擊沉，貝利也因失去海軍部的信任而被解除海峽艦隊司令的職務。這一事件暴露了英國在達達尼爾戰(zhàn)役之前數(shù)月的時間里并未做好戰(zhàn)斗準備（也許還有壞運氣）。馬德爾沒有詳述加納德郵輪公司所屬的“盧西塔尼亞”號，在未有武裝和護航的情況下被U20不經(jīng)警告就擊沉的事件。他也沒有討論海軍部是否應該為這一悲劇承擔責任。但是他對德國公海艦隊的能力及其指揮官做出了精彩的評述。他參閱了大量坦巴赫（Tambach）德國海軍歷史文件，1945年，美軍在德國將這些文件銷毀之前將其繳獲。馬德爾使用這些文件復原了德國海軍在戰(zhàn)爭初期的部署，及其北海上海軍戰(zhàn)略的發(fā)展。至于大艦隊司令海軍上將約翰·杰利科爵士和戰(zhàn)列巡洋艦隊司令海軍中將戴維·貝蒂爵士，他們在馬德爾的筆下和諧、愉快地共事。馬德爾也依能力和個性對其他海軍將官和上校進行了介紹，為讀者生動地描繪了這一群體，從指揮官個人角度來剖析每一個故事，他們中很多人的特質(zhì)是很難刻畫的。這也是戰(zhàn)爭和戰(zhàn)爭史通行的研究方法。

本卷開篇就提醒讀者，講述戰(zhàn)爭故事將長達四卷。由于正值日德蘭海戰(zhàn)五十周年，所以第三卷特別值得期待。但是在第二卷中，作者并沒有解釋為什么這場雙方都期盼的海戰(zhàn)一直遲遲未到。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要再次提醒讀者，馬德爾為能參閱鎖于密室的海軍部文件進行了艱苦的努力，而當時他在海軍內(nèi)的支持者并不在海軍部或海軍部委員會工作。前言也忠實地重復了第一卷中的聲明：非常遺憾沒有可能在引源注釋中給出精確的資料來源。

馬德爾受制于海軍部為避免公眾審察而設置的保密制度。當時在小范圍的人群中還有傳言稱某些高層權威人士推遲了本書的問世。事實的確如此。只是馬德爾在當時無法言說。后來海軍部委員會（1964年4月1日后成為國防部的一個部門）不滿于馬德爾對海軍上校厄內(nèi)斯特·特魯布里奇（后來成為海軍少將并封爵）受到軍事法庭審判的評論，馬德爾在對此進行解釋時也揭示了他在查閱資料方面所受到的限制。特魯布里奇是因為放棄追趕正在逃竄中的敵艦而受審的。海軍部被馬德爾的詮釋激怒了，說他本不應該被允許看到海軍部的原始文件，更不用說引用了。最后他們要求馬德爾改寫這部分內(nèi)容，而且不能指明出處。而馬德爾當初被允許閱讀這些文件時，并沒有被施加任何限制。他被海軍部的要求震驚了，因為他原本對自己的寫作信心十足。書籍馬上就要付諸印刷；改寫既拖延時間又增加了成本；更重要的是，馬德爾本人也說，對文中評論的任何刪改都會降低該章節(jié)的歷史價值。馬德爾與海軍歷史分部的主管進行了非正式溝通，要求獲得豁免權。最后海軍部讓步了，通知馬德爾可以在文中引用軍事法庭記錄的內(nèi)容。海軍部給出的理由是，有規(guī)定要求將法庭記錄的保密期設定為100年，但馬德爾在規(guī)定出臺前就閱讀了這些文件，所以馬德爾文中已經(jīng)引用的部分和寫明的引源可以保留。將來馬德爾須按要求將手稿送往國防部國防秘書長處接受審查。也就是說國防部將接手海軍部委員會，在更廣泛的基礎上施行審查制度。馬德爾猜測，有地位更高的人在他的請求下介入，制止了下級官僚的暗箱操作。特魯布里奇被免于責罰，因為當時海軍部委員會擔心引起可悲的爭議；他再也沒有重返海上指揮崗位，但在1919年被晉升為海軍上將。

如果說本卷因為第一次全面講述了“格本”號事件而具有極高學術成就的話，馬德爾對失敗的達達尼爾戰(zhàn)役的完整闡述就是一個從戰(zhàn)爭背后來書寫戰(zhàn)爭的范例。從做出決定實施戰(zhàn)役行動及其之后加里波利戰(zhàn)役的舉步維艱，到費希爾的辭職和丘吉爾離開海軍部，讓馬德爾從一個制高點來完成這一史詩般的敘述。馬德爾仰慕丘吉爾的進攻精神和費希爾的熱情，他在描寫了戰(zhàn)役的開始階段后，就對備受挫折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他所能看到的海軍部文件給予了他極大的幫助。內(nèi)閣辦公室則拒絕提供協(xié)助，不許他引用未出版的《1916—1917年達達尼爾委員會紀要》和指明引源。馬德爾被告之，他本無權看到那未成冊的數(shù)千頁證詞，這些內(nèi)容即使是出現(xiàn)在正式出版的官方文件中，也要被等同于委員會紀要來對待。對馬德爾來說，這簡直像一場游擊戰(zhàn)，但最后問題終于解決了，這些證詞被印刷裝訂成冊向公眾開放。

本卷的第一部分主要描寫了1915年5月前丘吉爾和費希爾治下的海軍。第二部分是貝爾福—杰利科執(zhí)掌海軍部的平靜時期，直到日德蘭海戰(zhàn)前夕。第二部分從頁數(shù)到章節(jié)的數(shù)量都只有第一部分的一半，因為馬德爾已經(jīng)比較了兩個時期的相對重要性。他認為海軍部兩位威嚴的巨人被根本無法勝任的人所接替。因為馬德爾的興趣在于政策和決策機制，所以他的敘述由一系列經(jīng)過選擇的事件構成，他用每一個事件來分析歷史人物是如何根據(jù)環(huán)境來采取行動的。他還非常關注各個階層權威的決策過程，因而為讀者展現(xiàn)了個人與環(huán)境的相互影響。研究這些互動是有一定啟迪意義的。大多數(shù)時候，我們看到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在做出決定時所經(jīng)歷的痛苦，因為來自上級的壓力使他們不得不下定決心。正如荷馬說的，馬德爾也堅信傻瓜在事后也能變聰明。他知道事后聰明是危險的，通過引入一種威嚴口吻下同情的基調(diào)，馬德爾展示了強烈的人文關懷立場，讓自己遠離他最厭惡的東西：軍事史研究中的“軍樂隊”派。

宏大故事的尺度，對戰(zhàn)斗和戰(zhàn)役分析的深度，對新資料的熟練使用，特別是對“格本”號事件的描寫和分析，都使讀者相信，后續(xù)為整個故事做出結論的幾卷會同樣精彩。他們將不會失望。但是，馬德爾在與時間的競賽中，以及在家庭和大學責任的壓力下，最后仍要對皇家海軍所面對的兩個最大挑戰(zhàn)做出詮釋：第一個是日德蘭海戰(zhàn)及其爭議，第二個是為反制無限制潛艇戰(zhàn)而采取護航隊體制的棘手問題。馬德爾在第一、二卷中的寫作手法意味著他會在手邊和遙遠的資料庫中所收集證據(jù)的基礎上帶給我們新的見地。讀者對整個系列的最后一卷，即第五卷也不會失望，他會匯集線索，道明所有的教訓，指出戰(zhàn)略思想的匱乏，分析某些海軍將領主動性的不足，還要講述技術上的缺陷，以及戰(zhàn)斗激烈時刻令人失望的海上通訊。從來沒有人這樣撰寫過海軍歷史，特別是皇家海軍史。最后要說明的是，英國的海軍將領、海軍上校和其他軍官都認為馬德爾的著作很有啟示意義，他們也向作者發(fā)來了大量道賀的信件。

巴里·高夫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