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中的歷史

史家陳寅恪有一句被廣為稱引的名言：“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痹诖酥�前，主持繪制法國方言地圖集的瑞士語言學家吉耶�。↗ules Gilliéron）也說過：“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或許這是陳先生在德國留學期間有所耳聞，又或許是英雄所見略同，但其間也可見不同側重：中國在傳統(tǒng)上在意的是文字學意義上的“字”，西方著眼的卻是語言學上的“詞”；歷史學者想由此演繹出文化史，而語言學家留心的則是每一個詞自身的詞形、內(nèi)涵的演變。

這樣的分異，在跨界交流的時代，也已模糊了。很多概念史的著作乍看是梳理詞匯語詞含義的演變，其實是著意于挖掘背后隱藏的社會文化變遷。另一種進路則是歷史語言學的思路：通過對不同語言的比對，找出文化交流的隱蔽線索，帶給我們對歷史的全新認識—尤其是對那些無文字社會或文獻所缺失難解的歷史，語言可以是另一種考古工具，有時甚至是唯一的工具。

高中時我第一次讀到周振鶴、游汝杰合著的《方言與中國文化》，頓感大開眼界：我們的語言中竟然隱藏著這么多歷史線索！后來讀到李錦芳著的《侗臺語言與文化》、鄭張尚芳著的《胭脂與焉支》，更進一步看到語言學方法對了解歷史不僅大有可為，甚至不可或缺�，F(xiàn)在，鄭子寧的這本《中國話》再次讓我涌起同樣的感受。

當然，確切地說，語言學并不只是加深歷史認識的工具，像《漢語的祖先》所著眼的畢竟是語言學本身的問題：比較論證語言之間同源性或親緣度；但就本書而言，倒不如說是“以語言學作為方法的文化史研究”，是只有借助語言學才能講述的故事。

本書對此已有非常精彩的論證，深入淺出又饒有意味，但這并不只是“趣味歷史”而已。與格里姆定律（“凡規(guī)則皆有例外”）不同的是，在此不時可見的是新語法學派的定律：“凡例外皆有規(guī)律”。因為語言中異于規(guī)律的現(xiàn)象不僅可以提醒我們對結構重新認識，也可以補齊文化交流中“缺失的一環(huán)”，有時是被遺忘的歷史。

對中國人來說，這樣的書實在是太少了。有時我想，印歐歷史語言研究那么發(fā)達，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為史料匱乏，所以語言成為重要線索，中國則正因為文獻豐富、文字發(fā)達，結果反過來阻礙了這一領域“本應有”的發(fā)展。

不過，語言中隱藏的文化交流，不只是那些可比的語詞里有線索，還可以問：為什么有些語言現(xiàn)象在漢語中缺失或丟失了？漢語缺乏敬語（“您”是輸入的）、某些概念也是原本所無（如“魔”字是中古新造）。大體而言，漢語似有幾種不同對策：采納（引入外來詞）、馴化（用舊名詞稱呼新事物），以及忽視。作為一種外來詞很少的語言，漢語在交流中不僅有選擇，而且既有兼容也有排異，最終才形成這樣一個穩(wěn)定系統(tǒng)。

在對外交流中，這樣的“異變”同樣有待解釋：造紙術是中國人發(fā)明的，但現(xiàn)在西語中的“紙”大多源自埃及的“紙莎草”一詞；面條也是由中國外傳的，但英語noodle、法語nouille都是很晚近才借自德語Nudel，語源不明。為什么它們不像“茶”“饅頭”這樣成為被廣泛借用的語詞，是在哪一環(huán)缺失了，這或許更考驗我們對文化交流現(xiàn)象的理解，也更難回答。它不必有答案，但我們需要有疑問。

維舟

2020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