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是中國文學(xué)里最不發(fā)達的一門。這大概有三種原因：第一是沒有崇拜偉大人物的風(fēng)氣；第二是多忌諱；第三是文字的障礙。
傳記起于紀念偉大的英雄豪杰。故柏拉圖與謝諾芳念念不忘他們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師，乃有梭格拉底的傳記和對話集。故布魯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傳》。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所有的幾篇稍稍可讀的傳記，都含有崇拜英雄意義，如司馬遷的《項羽本紀》便是一例。唐朝的和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經(jīng)的玄奘，故《慈恩法師傳》為中古最詳細的傳記。南宋的理學(xué)家崇拜那死在黨禁之中的道學(xué)領(lǐng)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譜成為最早的詳細年譜。
但崇拜英雄的風(fēng)氣在中國實在最不發(fā)達。我們對于死去的偉大人物，當(dāng)他剛死的時候，也許送一副挽聯(lián)，也許謅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貴人應(yīng)該逢迎，另有新上司應(yīng)該巴結(jié)，何必去替陳死人算爛賬呢？所以無論多么偉大的人物，死后要求一篇傳記碑志，只好出重價向那些專作諛墓文章的書生去購買！傳記的文章不出于愛敬崇拜，而出于金錢的買賣，如何會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是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xí)慣。對于政治有忌諱，對于時人有忌諱，對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諱。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后代的諛墓小儒呢！故《檀弓》記孔氏出妻，記孔子不知父墓，《論語》記孔子欲赴佛肸之召，這都還有直書事實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話來替孔子洗刷。后來的碑傳文章，忌諱更多，阿諛更甚，只有歌頌之辭，從無失德可記。偶有誹謗，又多出于仇敵之口，如宋儒詆誣王安石，甚至于偽作《辨奸論》。這種小人的行為，其弊等于隱惡而揚善。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于諛頌，便失于詆誣。同為忌諱，同是不能紀實傳信。
傳記所寫所傳的人最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份，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國的死文字卻不能擔(dān)負這種傳神寫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讀了六朝唐人的無數(shù)和尚碑傳，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滿紙駢儷對偶，讀了不知道說的是什么東西。直到李華、獨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讀的碑傳。但后來的“古文”家又中了“義法”之說的遺毒，講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實之真，往往寧可犧牲事實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韓似歐，硬把活跳的人裝進死板板的古文義法的爛套里去，于是只有爛古文，而決沒有活傳記了。
因為這幾種原因，二千年來，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因為沒有一篇真能寫生傳神的傳記，所以二千年中竟沒有一個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發(fā)興起的大人物！并不是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業(yè)，只都被那些諛墓的死古文駢文埋沒了。并不是真沒有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慨奮發(fā)的偉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爛調(diào)的文人生生地殺死了。
近代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體傳記的資料。遠一點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俞樾；近一點的如孫文、張之洞、張謇、嚴復(fù)、袁世凱、盛宣懷、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關(guān)系一國的生命，都應(yīng)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功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許多大學(xué)的史學(xué)教授和學(xué)生，為什么不來這里得點實地訓(xùn)練，做點實際的史學(xué)功夫呢？是畏難嗎？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嗎？還是缺乏史才呢？
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shù)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yǎng)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終于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dān)負的事業(yè)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他的兒子孝若先生，近年發(fā)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傳記。他已費了幾年工夫編輯季直先生的全部著作，自己親手整理點讀。這部全集便是絕大的史料。還有季直的朋友的書信，保存在南通的，也有近萬封之多，這也是重要史料。季直先生自己又編有年譜，到七十歲為止，此外還有日記，這都是絕可寶貴的材料。有了這些材料做底子，孝若作先傳的工作，便有了穩(wěn)固的基礎(chǔ)和堅實的間架了。
孝若作先傳，還有幾樁很重要的資格：第一，他一生最愛敬崇拜他的先人，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愛的工作”，便成了宗教的工作。第二，他生在這個新史學(xué)萌芽的時代，受了近代學(xué)者的影響，知道愛真理，知道作家傳便是供國史的材料，知道愛先人莫過于說真話，而為先人忌諱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對我說，他作先傳要努力做到紀實傳真的境界。第三，他這回決定用白話作先傳，決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傳義法，決定采用王懋竑《朱子年譜》和我的《章實齋年譜》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牘來做傳記的材料，總期于充分表現(xiàn)出他的偉大的父親的人格和志愿。
有了這幾種資格，我們可以相信孝若這篇先傳一定可以開兒子作家傳的新紀元，可以使我們愛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

十八年十二月十四夜　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