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工廠主們認識到了工業(yè)心理學的發(fā)展趨勢，所以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希望找到能夠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音樂。 1937年，英國工業(yè)健康研究學會（Industrial Health Research Board of Great Britain）展開了一項調查，探究生產糖果的工人的工作效率和六種不同類型、不同節(jié)奏的音樂之間有何關系。眾所周知，重復的工廠作業(yè)會讓人厭倦，導致工作拖延，研究人員希望找到能夠抑制這類情況發(fā)生的音樂。研究結果顯示，在一個工作周期內，工人對持續(xù)時間在 1~2 個小時的“熟悉”且“簡單”的舞曲有反應。這項研究以及類似的研究促使雇主、政府以及公司開始創(chuàng)作能提高工人生產效率的樂曲。
幾年后，半導體收音機的出現讓每個人都能借助音樂改變身處的環(huán)境。顯然，音樂對工作場所有積極的影響，但如何保證人們聽的均是那種“適宜”的、可以讓生產效率最大化的音樂呢？ 1965 年，一篇《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社論描述了現代技術給城市帶來的各種噪聲以及干擾，狠狠地批判了那些“沉溺于聒噪不已的半導體不能自拔”的“廢柴”。移動設備，無論是半導體收音機還是智能手機，都會暴露個人意愿，威脅體制的秩序，因為它們在公共場合賦予了個人支配權。盡管有這種潛在的弊端，但人們還是設法將智能手機帶入了工作。
隨著聯網移動設備數量的激增，半導體收音機引發(fā)的爭議進一步擴大，2013 年，《廣告時代》（Advertising Age）的一篇報道表明，人們花在個人移動設備上的時間比其他媒體顯示屏上的時間都多。報道顯示，人們經常用個人移動設備發(fā)短信、發(fā)郵件、瀏覽網頁、打電話、聽音樂、下載 App（手機軟件）玩游戲、查詢路線、“打卡”（分享自己的位置信息）等。這些設備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讓人擔憂，技術可能會使人更加孤獨，限制人的發(fā)展，縮短注意力時長，人們在表達、記憶以及親密度等方面的能力也會下降。這些擔憂主要集中在移動技術的設計功能以及花在各種設備的時間上。多數人在描述這些移動設備的使用情況時，往往對設備的使用場合避而不談。而諸如尼克·庫爾德里（Nick Couldry）以及安娜·麥卡錫（Anna McCarthy）這樣的傳媒學者則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要理解傳媒技術，必須結合相應的使用場景。2015 年，皮尤研究中心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文章顯示，智能手機最常用的五個地方分別是“在家”（99%）、“在途中”（82%）、“在工作時”（69%）、“在排隊時”（53%）以及“在社交場所時”（51%）。在智能設備上花費時間看似無益，但是考慮到其在上述各場合中對既有行為的改進，卻也無可厚非。
盡管現代技術讓人們能更好地掌控所處的環(huán)境，但它同時也讓廣告公司和傳媒公司進一步了解我們日常的生活習慣。傳媒公司試圖利用我們在具體場合中使用移動設備的習慣和行為，傳媒史學家威廉姆·博迪（William Boddy）解釋說：“所有新型通信技術的商業(yè)運作一般都會包含，公眾反復表達其對新產品在家庭內的使用情況的質疑和自利性幻想，以及新技術的媒介這一富有爭議的本體和其社交功能這一思想基礎。”這種“反復”和對話的過程要經歷五個階段：“技術發(fā)明”“文化創(chuàng)新”“法律法規(guī)”“經濟分配”“社會主流”。博迪的描述為借由文化想象追溯移動設備的發(fā)展歷程提供了框架，移動設備現在正處于“經濟分配”階段，傳媒業(yè)和有創(chuàng)造力的企業(yè)家想為這種剛剛起步的技術開發(fā)長期的商業(yè)模式。根據博迪的理論，一旦一個切實可行的商業(yè)模式建立，它就能左右未來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習慣。
我把努力利用移動用戶的碎片時間來創(chuàng)收的行為稱為碎片時間經濟。本書通過研究移動設備的歷史、行業(yè)以及空間背景來揭示碎片時間經濟。碎片時間經濟的出現早于移動設備，但是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的激增讓商業(yè)利益大幅增加。碎片時間不同于閑暇時間，就閑暇時間而言，生產者可以大膽假設消費者是在舒適的家中、戲院中，或一個特定的地點尋歡作樂。它也不同于工作時間，因為在工作時間，人們拿起自己的手機是為了完成某項工作任務。它并非“干擾經濟”（distraction economy），因為人們主動選擇用手機幫助自己在各種環(huán)境中隨機應變。很多企業(yè)會提供針對閑暇以及工作時間的產品和服務，但是多虧了移動設備，傳媒公司現在瞄準了碎片時間，想方設法幫我們消磨時光。碎片時間經濟背景下的消費者，大多數可以接受他人利用其移動習慣賺錢，因為作為交換，他們獲得了享受文化、信息、娛樂以及游戲的工具，讓他們得以在各種社交場合中應對自如，也讓他們利用移動設備進行對話交流的效果更佳。
傳媒公司、設備生產商以及軟件開發(fā)商均參與了碎片時間的商業(yè)化進程，它們就人們對移動傳媒使用達成了共識，即優(yōu)先考慮最活躍、碎片時間創(chuàng)收能力最強的用戶的行為和習慣。傳媒公司忙著開發(fā)傳播策略和平臺，比如針對網飛（Netflix）、 YouTube Red（油管的會員服務）以及 HBO Go（美國有線電視網的電視服務）的移動應用，吸引用戶訂閱其服務，用流媒體視頻來填充人們的碎片時間。營銷人員收集采納各種策略，通過 Snapchat 的“透鏡”（lense）、表情包鍵盤（emoji keyboards）以及 GIF（動態(tài)圖片）生成器把品牌融入那些會大力宣傳其產品的用戶的社交。社交媒體平臺，如臉書和推特推出了類似新聞流（News Feed）和動態(tài)消息（Moments）等界面來簡化移動設備導航，讓人們在白天的休息時間以及與朋友交流時更容易看到廣告。蘋果和三星在自家的移動設備上開發(fā)各種硬件和軟件，比如開發(fā)后臺音頻播放功能，確保人們在碎片時間里開展多項任務時，仍可以使用其 Apple Music（蘋果音樂）、 Spotify（聲田）或 Tidal 等音樂訂閱服務。無論是借助內容、市場營銷，還是設計功能，傳媒公司關注的始終是那些最愿意接受訂閱服務、微支付，以及宣傳推廣的移動用戶的使用習慣，利用他們的碎片時間來獲取收益。
行業(yè)研究 + 特定場域分析 + 軟件研究
研究碎片時間經濟需要了解人們在特定場合中如何使用移動設備。琳恩·斯皮格爾和安娜·麥卡錫向我們展示了在特定場合中分析傳媒技術的方法。兩位學者所發(fā)表的研究，分別從傳媒公司的戰(zhàn)略、傳媒技術的能力，以及人們在特定場合使用媒體的情況等多方面來定義媒體。麥卡錫所提倡的特定場域的方法為學者理解空間變化如何影響公眾接受度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斯皮格爾也一樣，將空間關系（politics of space）當作記錄馴化（domestication）新興技術的一面透鏡，她的分析結合了行業(yè)出版物以及大眾傳媒文章中的話語分析。本書依據這些方法，通過調查創(chuàng)造工作場所、通勤途中、等候室內以及“互聯”的客廳這四種獨特空間的體制邏輯背后的技巧、規(guī)則、程序等來定義碎片時間經濟。此外，基于對特定場域的人種學分析和場域內的用戶生成內容等數據，本書的每一章均提供了用戶在這些空間內的活動記錄。
本書所呈現的特定場域研究，同時結合了對軟件與硬件的分析，正是這些軟件和硬件造就了碎片時間經濟。新媒體理論這一領域的研究傳統，解釋了某些技術可供性如何影響使用習慣和消費者與制作者之間權力關系的建立。移動傳媒設備的技術可供性取決于數字技術的根本，第一，使交流成為可能的基礎設施 ；第二，成就用戶體驗的軟件 ；第三，人們手中所持的硬件。新媒體學者，比如亞歷山大·加洛韋（Alexander Galloway）和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認為，代碼和數字技術語言本身就存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限制，導致數據庫的邏輯、定制化以及個性化方面對某些用戶更有利。其他人，比如約柴·本克勒（Yochai Benkler）和皮埃爾·萊維（Pierre Levy）認為，去中心化的數字通信網絡有利于民主和合作，動搖了傳統傳媒公司的經濟地位。在硬件之外，軟件這一層面為獲得和傳播思想與看法提供了一個框架。伊恩·博戈斯特（Ian Bogost）和喬斯·范·迪杰克（Jose Van Dijck）的學術研究指出了軟件如何成就了移動設備的某些用途，并描述了這些用途對應的理念。 37用通俗的話來解釋就是，這些新媒體理論有些技術決定論的傾向。若能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加入基于環(huán)境的經濟力量分析，我們對碎片時間經濟的描述會更加細致入微。
此外，每一章都有對媒體行業(yè)的分析，這些行業(yè)推出了針對碎片時間經濟的內容和服務。在傳媒行業(yè)研究這一領域的基礎上，本書各章節(jié)探究了行業(yè)貿易對話、分銷合同以及制作文化等，從中可以看出創(chuàng)作者是如何理解移動端的受眾及其移動“時段”的。阿莉莎·佩倫（Alisa Perren）、詹妮弗·霍爾特（Jennifer Holt）、維姬·邁耶（Vicki Mayer）和約翰·T.考德威爾（John T. Caldwell）等均在其作品中定義了傳媒行業(yè)研究，書中認為觀察傳媒行業(yè)內自我指涉（self-reflexive）型的對話有助于人們了解這一創(chuàng)作過程以及對傳媒消費者的假設。采用這些方法需要話語分析、技術行業(yè)展示分析，并理解商業(yè)模式，了解內容制作、傳播及展示所面臨的挑戰(zhàn)。因此，本書的研究結合了行業(yè)出版物以及對關注碎片時間經濟的傳媒從業(yè)人員的采訪。了解傳媒行業(yè)的文化以后，我們會明白哪些移動技術的可供性是可以培養(yǎng)和采納的，哪些是被削弱了的。采用傳媒行業(yè)的方法十分重要，因為多虧了數字技術，制作人正處在與觀眾關系的變革期。隨著傳媒公司逐步理解移動端的受眾，它們?yōu)樽约号c觀眾的互動設定了參數和期待值，利用傳媒行業(yè)的方法研究碎片時間經濟，讓我們認識到傳媒公司是如何逐步理解移動端的受眾的。
通過這些研究方法，本書認為移動傳媒設備正處于一場權力拉鋸戰(zhàn)的前沿，一邊是被數字化賦能的觀眾，另一邊則是想要利用在線行為并從中謀取商業(yè)利益的傳媒巨頭。說到新興的線上娛樂市場，學者分為兩派 ：一派認為，這是觀眾從傳統的發(fā)行商那里搶奪控制權的機會；另一派認為，這是國際巨頭在殖民移動屏幕，讓用戶產生一種被賦能的錯覺。爭論的關鍵在于，在互聯網推動全球文化和信息流動的同時，究竟誰能從中受益？諸如約柴·本克勒等學者將數字技術的離散本質和線上互動特有的合作文化看作數字技術將要推動形成由下而上的“民間”文化的標志，雖然有些體制影響讓其他大眾傳媒擁有絕對控制權，但數字技術卻得以免受荼毒。而另一些學者，像曼紐爾·卡斯泰爾（Manuel Castells），則從經濟現實的角度出發(fā)探討數字技術，并總結說，互聯網文化其實是在催生新自由主義的準則，最終還是讓媒體巨頭受惠。
在公共場合使用移動設備是檢驗一種新技術的政治潛力的理想途徑，在公共場合的移動設備使用情況是指人們利用技術，借由碎片時間經濟推出的產品和服務，跨越個人與公共的鴻溝。我不接受把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分析兩相剝離的二元對立論，相反，我贊成在特定場合中結合對傳媒行業(yè)的宏觀分析和對文化對象的微觀分析這種空間分析方法。碎片時間經濟讓我們看到了受眾和行業(yè)之間的沖突，前者希望對內容擁有更多掌控力，而后者卻在試圖限制觀眾的控制權，以維持或建立收入流。這些磋商中的摩擦對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文化有重要影響。通過分析這些問題，比如獲取移動設備上的內容的途徑或流媒體視頻剪輯的質量，可以看出傳媒行業(yè)在試圖將數字娛樂融入其現有的媒體運營過程中面臨的挑戰(zhàn)。通過分析移動傳媒受眾、娛樂電影公司、數字傳播部門、電視制作人和網絡公司，我們得以理解在線傳媒文化的制作和消費情況。本書的研究表明，某些受眾和行業(yè)對我們理解移動傳媒文化的影響較大，但是移動傳媒文化的意義一直在變，因為碎片時間經濟的技術和業(yè)務也在不斷變化。
在后續(xù)的章節(jié)中，特定場域分析主要關注個人和公共生活的中間地帶，理論家馬克·奧熱（Marc Auge??）把這些空間稱為“非空間”（nonplace），稱其是理解現代身份認同十分重要的場所。依照奧熱的理論，當今的全球公民只有在這些非空間中才覺得最自在，因為無論我們身處世界何地，這些地方給我們的感覺都差不多。阿德里安娜·德·蘇扎·席爾瓦（Adriana de Souza e Silva）認為，在這些非空間中使用移動設備使之成為一個“混合空間”（hybrid space），既是虛擬的，又是有形的。麥肯齊·沃克（Mackenzie Wark）提出的“跨越時空的感知”（telethesia）的理念就更加抽象了，他認為我們的方位感被媒介在全球的流動傳播中和了，因此，那些非空間只因人們在其中使用媒介內容才變得具體起來。比如，聲音研究學者邁克爾·布爾（Michael Bull）指出，人們使用移動設備的同時就是在賦予這些非空間意義，因為有個性化的播放清單，人們可以把一個“冷冰冰的”非空間，變成一個熟悉的“有溫情的地方”。此類理論一致認為，在移動傳媒時代，設備定義了人們的空間體驗。確實如此，在日益國際化的世界，移動傳媒設備可能是幫助一個人有條不紊地生活并賦予空間秩序的關鍵技術。
在工作場所、通勤途中、等候室內、“互聯”的客廳中上演的碎片時間經濟
本書每章都提供了一個例子，講述碎片時間經濟如何構建某一特定的臨界空間，同時輔以觀眾如何使用其移動設備參與構建的例子。這些空間關系對娛樂公司至關重要，后者把移動設備當作商業(yè)和營銷的關鍵。能夠順應空間關系的跨媒體制作（media franchises）對受眾來說會更加有用，也因此會更加成功。
基于各個章節(jié)的討論，本書最終得出結論，碎片時間經濟對物聯網的發(fā)展至關重要。物聯網是指，在未來，電腦技術會讓日常的事物互相關聯，提高效率和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傳媒公司將進一步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知識產權主體會發(fā)現跨媒體平臺管理品牌營銷的新方式。本書中的種種論證對這種效率論述提出了警示，碎片時間經濟會在普適計算的時代繼續(xù)發(fā)展，這意味著想要把互聯技術融入日常生活需要理解人們在特定的場合中如何表現。結論部分通過分析《精靈寶可夢 Go》、 Snapchat 以及三星的智能電器等，最終將碎片時間經濟的原理應用于物聯網的理論。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表達的觀點對這一論斷十分重要，即聚合時代的主要危險是“參與鴻溝”（participation gap）。碎片時間經濟讓那些知道如何讓移動設備為己所用的人擁有特權，也就是說，那些理解如何調整手機設置、隱私控制，以及推送通知的人最能掌控技術。而那些不太會調控自己設備的人將面臨的物聯網則是這樣的 ：其在數字互聯的世界中的生活體驗會趨于自動化。碎片時間經濟下的“參與鴻溝”的演變會對未來互聯網和娛樂業(yè)的發(fā)展產生巨大影響。
《閑暇變現》從媒體行業(yè)分析、文化分析、電視分析以及新媒體分析理論的角度對移動傳媒文化展開了分析，通過這些視角，我認為，使用的場合對理解移動傳媒設備和其相應的文化至關重要。通過在多個案例研究中強調社交場合和媒體的使用，本書批判了過分簡化移動技術的看法。本書自始至終都在展示移動傳媒技術如何與現有的受眾行為相輔相成，本書同時展示了移動傳媒技術這一文化產物的發(fā)展歷史。各章均是在文化研究和媒體研究領域的已有傳統和已接受理論的基礎上延伸，最終闡釋出，與其說移動技術意味著革命，倒不如說它是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文化的集中體現。